觀點投書:從大馬士革到如懿傳,鄂圖曼人也穿花盆底?

2019-07-01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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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底鞋在宮廷劇時常出現,原來有這樣的歷史。(資料照,圖/澎湃新聞提供)

花盆底鞋在宮廷劇時常出現,原來有這樣的歷史。(資料照,圖/澎湃新聞提供)

1823年,鄂圖曼帝國攝影師帕斯卡•薩巴赫(Pascal Sébah)生於伊斯坦堡,其父是敘利亞禮天主教徒,母親則是亞美尼亞人。薩巴赫一生作品無數,為鄂圖曼社會史研究留下了珍貴的素材。而其中有張1870年左右的大馬士革婦女照,在中國人看來,則有那麼一點異曲同工的熟悉感。

1870年左右的大馬士革婦女照。(圖/作者提供)
1870年左右的大馬士革婦女照。(圖/作者提供)

相片最右邊的婦女腳穿厚底鞋,乍看之下與滿人的花盆底旗鞋十分類似,然而這其實是鄂圖曼貴族婦女的流行鞋款,土耳其名為nalın,阿拉伯語則稱قبقاب(Qabqab,模擬其走路發出的聲音而來)。其本是浴室裡的防滑拖鞋,後來才演變為貴族的裝束,是突厥人繼承羅馬帝國遺產的變體;無獨有偶,花盆底也是滿人入關接觸到漢文化後才催生的產物。

身穿元寶底旗鞋的完顏童記(左)與穿花盆底的閨蜜孟小冬(右)。(圖/作者提供)
身穿元寶底旗鞋的完顏童記(左)與穿花盆底的閨蜜孟小冬(右)。(圖/作者提供)

厚底鞋的歷史

縱觀歷史,厚底鞋不是東西任何一方的文化專利。早在古希臘時代,悲劇演員便會在舞臺上穿厚底鞋,以增加其莊嚴感;古羅馬人則將厚底鞋作為浴室專用的防滑涼鞋。而文藝復興初期,厚底鞋更作為威尼斯的特產,在歐洲各地流傳,成為婦女的時尚鞋款。各國王室中,則以西班牙貴族婦女最常穿厚底鞋,配上長裙,顯得身材更為高聎;教會也十分贊成王室婦女穿厚底鞋,如此一來便可降低其「放縱跳舞」的機會。

15世紀末的素描圖,左為紐倫堡婦女,右為威尼斯婦女。由於威尼斯婦女腳穿厚底鞋,故顯得較為高大。(圖/作者提供)
15世紀末的素描圖,左為紐倫堡婦女,右為威尼斯婦女。由於威尼斯婦女腳穿厚底鞋,故顯得較為高大。(圖/作者提供)
16世紀的綠絲綢面料厚底鞋,現藏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圖/作者提供)
16世紀的綠絲綢面料厚底鞋,現藏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圖/作者提供)
15世紀的威尼斯厚底鞋,現藏於斯德哥爾摩。威尼斯人喜歡將厚底鞋增厚,平均高度約在25-74釐米之間。(圖/作者提供)
15世紀的威尼斯厚底鞋,現藏於斯德哥爾摩。威尼斯人喜歡將厚底鞋增厚,平均高度約在25-74釐米之間。(圖/作者提供)

而中國的厚底鞋始於木屐。其功能相當多元,不僅能充當雨鞋,也是名士與平民的日常裝束,例如東晉便有謝安聽聞淝水之戰的捷報後,興奮地踢斷了木屐的記載;直到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第二十回、四十五回裡也有描述寶玉穿木屐的情節。明代定陵的出土物中,孝靖皇后棺內便有尖足鳳頭高底鞋陪葬,足見中國穿厚底鞋的傳統並非由滿人原創。

明代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尖足鳳頭高底鞋。(圖/作者提供)
明代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尖足鳳頭高底鞋。(圖/作者提供)

而人們一般認為清朝是由滿人建立的遊牧帝國,這恐怕是對滿人遊牧性的誤解。早在明代,尚未入關的女真人就不全過遊牧生活,海東女真(又稱野人女真)的漁獵性較強,海西女真是半農牧的部落,建州女真則已開始農耕的定居生活,更與明朝有貿易關係。其雖保有騎射傳統,卻與匈奴、鮮卑、蒙古等民族的生活型態不同,而正因其以農耕、定居型態儲存實力,建州女真最後得以統一各部,並建立與蒙古等軍事型遊牧帝國不同的國家-清朝。

而滿人入關後,不僅漢化進程加劇,也將關外的滿文化帶入中原,子弟書、京劇、相聲皆為滿漢融合的產物,高底旗鞋亦然。近年清宮劇十分流行,劇中從宮女到皇后皆穿高底旗鞋,人們因此有了刻板印象:「高底旗鞋是滿人的傳統服飾之一」,再加上少數民族自我東方化,因此網路上也出現一些穿鑿附會的起源說,例如:「滿族先民為渡泥塘奪回城池,故模仿白鶴在腳底綁樹杈,後人為紀念這場勝仗,因此開始穿高底旗鞋。」或是「滿族婦女常要上山勞動,為防蚊蟲叮咬、弄濕鞋襪,所以就在鞋底綁木塊。」

反駁上述傳言的證據有很多,其中最有力的便是清代的檔案記載。爬梳清初的賞賜檔案,當時賞給格格或其他女眷的衣飾中,鞋子部分往往就是各類靴子;像花盆底這種高底旗鞋則是入關許久後才出現在檔案裡的產物。而雖然檔案沒有明說,但考察當時的歷史背景,高底旗鞋的誕生既有區分階級的用意,也蘊含了審美的潛意識。首先滿人為彰顯自己的身分,故將漢人的木屐加以改良成貴族婦女專用的旗鞋,還分出花盆底、元寶底等款式。

花盆底旗鞋。(圖/作者提供)
花盆底旗鞋。(圖/作者提供)
元寶底旗鞋。(圖/作者提供)
元寶底旗鞋。(圖/作者提供)

另外就是滿人本無纏足習俗,故為遮掩天足,而將鞋底加高,使雙腳隱於裙下,且穿高底鞋走路的步態與三寸金蓮的搖曳生姿十分類似,故這種鞋在貴族間廣為流傳。然而時間久了後,竟也出現高底旗鞋與纏足弓鞋的融合版,顯示滿人婦女也開始學著漢人纏足,以及漢人貴族婦女也有學著穿高底旗鞋的趨勢,服飾上的滿漢之分已是日漸模糊。

高底旗鞋與弓鞋的混合鞋款。(圖/作者提供)
高底旗鞋與弓鞋的混合鞋款。(圖/作者提供)

高底旗鞋的出現,揭示了滿人入關後,在文化上逐漸與漢人交融的現象;而鄂圖曼的厚底鞋也是類似的邏輯。

突厥人的去遊牧化

阿拉伯歷史哲學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曾在名著《歷史緒論》中提到,帝國周圍往往圍繞著野蠻部落,然而這些野蠻人因所謂的Asabbiyah精神(عصبية,在阿拉伯歷史的語境下指部落主義、宗族主義),故擁有比帝國內部更為強大的凝聚力、組織力、向心力,將能在帝國衰弱時取而代之。

然而當這些野蠻部落繼承帝國的遺產後,將不可避免地被定居文化同化,導致當初賴以崛起的asabbiyah精神逐漸消亡,最後步上前一帝國的後塵,被周圍的其他野蠻部落消滅。而新的帝國繼承者也將繼續相同的宿命,如此情節往復上演,因而造就了歷史的循環。

伊本·赫勒敦的《歷史緒論》。(圖/作者提供)
伊本·赫勒敦的《歷史緒論》。(圖/作者提供)

伊本·赫勒敦的理論出自他對歷史的觀察及體會,時至今日,針對中東古代史仍有一定的解釋力。而突厥人去遊牧化的起點並非鄂圖曼帝國,這段進程早在

塞爾柱時代便已揭開序幕。

塞爾柱本是中亞大草原的部落,後其逐漸統一伊斯蘭世界東部的破碎格局,建立了橫跨中亞與西亞的帝國。而凡是發源於中亞的遊牧政體,皆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波斯的官僚、文化、政治體制,形成了突厥-波斯共生的文化傳統,塞爾柱帝國的建立便是確立了這種傳統的制度化,並讓波斯文化逐漸取代伊斯蘭版圖內的阿拉伯內涵,阿拉伯文化的中心從此由巴格達移往開羅。

而往後的鄂圖曼帝國更可說是突厥-波斯文化複合體的巔峰期,其宮廷詩歌受古典波斯文學的影響,許多波斯語詞彙更成為突厥語借詞,直到凱末爾推行文字改革時才被大量刪去。波斯語是鄂圖曼帝國中的強勢語言之一,帝國更採用波斯官階、頭銜名稱,並大量引入波斯料理,成就今日土耳其菜的盛名。

除波斯文化外,鄂圖曼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與巴爾幹地區後,也吸納了大量希臘與羅馬的文化傳統,浴場(hamam, حمّام)即為一例。由於伊斯蘭教本身有大淨小淨的習慣,故鄂圖曼人日後還將其融入清真寺附屬建築群的一環,供穆斯林禮拜前淨身用,羅馬浴場也換上另一種名字-「土耳其浴」。

土耳其浴改良羅馬浴場配置,成了鄂圖曼人社交生活的一環,母親會在澡堂中為兒子相親,男人也在澡堂中談生意,功能就像今日的咖啡館。而源於羅馬的諸多浴場配件也被鄂圖曼帝國繼承,厚底鞋nalın即是一例。其本是浴室的涼鞋,日後漸成鄂圖曼貴族婦女的裝束之一,才有了薩巴赫那張照片中的「花盆底」。

身穿nalın的鄂圖曼貴族婦女,左手拿的是煙管。(圖/作者提供)
身穿nalın的鄂圖曼貴族婦女,左手拿的是煙管。(圖/作者提供)
貝母裝飾的nalın。(圖/作者提供)
貝母裝飾的nalın。(圖/作者提供)

鄂圖曼與清朝的類似命運

今日的花盆底與nalın角色類似,都是人們緬懷過往情懷的特殊配件,只會出現在古裝劇、或一些cosplay場合中,現實生活幾乎已無人使用。而由歷史脈絡觀之,兩者都是遊牧民族成為帝國繼承者後,改良定居民族的傳統而來,由此照見東西兩大帝國的類似命運:

清朝由已初步漢化、過定居生活的女真人建立,其在政治上承襲漢人制度、也保留些許遊牧建置;而在文化上則大量漢化,但也將滿人的部分傳統引入關內,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鄂圖曼帝國由已與波斯文化共生已久的突厥人建立,更吸納了羅馬與希臘傳統而成,化為歐亞交界的薈萃一景。帝國的統治階層雖有突厥人,卻也大量依賴其餘非穆斯林、非突厥的官僚與學者來運作,更融鑄羅馬、阿拉伯、波斯、希臘底蘊,化為今日的土耳其文化。

兩大帝國日後皆在西方列強的鐵蹄下解體,並在此之上建立現代史的主體。

其中鄂圖曼崩解為無數小國,只剩土耳其還堅稱自己是帝國的繼承人,其餘國家則以否定帝國遺產為國家歷史的書寫方向;中國則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有版圖,只是滿人已逐漸淡出政治舞臺。然而透過花盆底與nalın的圖片檔案,仍可稍見遊牧民族成為帝國繼承人的過往痕跡,彷佛夜空一隅,仍有天星的光芒在閃
爍。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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