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被覺醒的傳統-沙烏地的蒙面黑袍裝

2019-06-09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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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本地婦女常見的外出裝扮。(劉燕婷提供)

沙烏地本地婦女常見的外出裝扮。(劉燕婷提供)

人們一聊到沙烏地的女權現狀,總會出現蒙面黑袍裝、男性親屬作保制、性別隔離等關鍵字。蒙面黑袍裝尤其跟保守意識形態掛勾,成為瓦哈比最顯而易見的代名詞。但在性別話語下,人們往往會忽略服裝的政治性,以及其在諸多穆斯林國家歷史進程中的特殊意涵,以沙烏地為例,蒙面黑袍原非半島遊牧民族的傳統服飾,卻在1960年代開始的覺醒運動浪潮下被標舉為正統,並成為當地女性的標準服飾,直至今日。

穆斯林婦女服飾的原始型態

黑袍的阿拉伯文為عباءة或عباية(Abaya),原本也可譯為罩袍,但現已逐漸被黑袍的意象寡占;頭巾一般稱為حجاب(Hijab),面紗則多用نِقاب‎(Niqab)。而中東女性自我遮蔽的習俗既有宗教因素,也受環境氣候影響,但這兩者卻又不完全獨立。

首先由宗教規範來看,

古蘭經24:31中寫道:

"你對信女們說,叫她們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父親,或她們的丈夫的父親,或她們的兒子,或她們的丈夫的兒子,或她們的兄弟,或她們的弟兄的兒子,或她們的姐妹的兒子,或她們的女僕,或她們的奴婢,或無性欲的男僕,或不懂婦女之事的兒童;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信士們啊!你們應全體向真主悔罪,以便你們成功。"

第33章59節則寫道:

"先知啊!你應當對你的妻子、你的女兒和信士們的婦女說:她們應當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這兩段可說是最常被用以證成罩袍、頭巾合理性的經文。但早在伊斯蘭肇基前,罩袍、頭巾與面紗就已是半島婦女的傳統服飾,甚至發源於中東的其他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要求婦女以巾覆發、遮蔽身體的傳統,這其實與適應沙漠氣候而生的當地衣著息息相關。

20190606-1913年的巴格達猶太婦女。(劉燕婷提供)
1913年的巴格達猶太婦女。(劉燕婷提供)

而後隨著伊斯蘭教的擴散傳播,非沙漠氣候區的穆斯林婦女也受信仰影響,有了遮蔽自我的習慣。大約從阿拔斯王朝開始,包頭巾的習俗成了普遍的現象,並隨地域與時光流轉,與罩袍一起幻化出不同的造型。今日我們除了透過細密畫來考察古代穆斯林女的衣著外,也能藉西方探險家、外交官、考古學者留下的19世紀老照片略窺一二。

這些老照片有的是萬國博覽會的展品,有些是外交官的行旅紀錄,有些則是印製明信片所需的商業照。其中最著名的,應屬生於鄂圖曼帝國的敘利亞/亞美尼亞混血攝影家-帕斯卡.薩巴赫(Pascal Sébah)的作品,不僅數量豐富,更兼具田野檔案性質,為19世紀的鄂圖曼服飾留下了詳實的記錄。

20190606-大馬士革婦女。(劉燕婷提供)
大馬士革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0-伊斯坦布爾婦女。(劉燕婷提供)
伊斯坦布爾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阿勒坡(Aleppo)的貝都因人。(劉燕婷提供)
阿勒坡(Aleppo)的貝都因人。(劉燕婷提供)
21090606-黎巴嫩婦女。(劉燕婷提供)
黎巴嫩婦女。(劉燕婷提供)
21090606-斯庫台(Shkodër)的基督徒夫婦。(劉燕婷提供)
斯庫台(Shkodër)的基督徒夫婦。(劉燕婷提供)
20190606-由左至右為薩洛尼卡(Salonica)已婚的基督徒婦女、普里萊普(Prilep)的保加利亞婦女、薩洛尼卡已婚的穆斯林婦女。(劉燕婷提供)
由左至右為薩洛尼卡(Salonica)已婚的基督徒婦女、普里萊普(Prilep)的保加利亞婦女、薩洛尼卡已婚的穆斯林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開羅一景。(劉燕婷提供).jpg
開羅一景。(劉燕婷提供)
20190606-伊斯坦布爾的蒙面婦女。(劉燕婷提供).jpg
伊斯坦布爾的蒙面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吉達(Jidda)的婦女。(劉燕婷提供).jpg
吉達(Jidda)的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鄂圖曼末代哈裡發阿卜杜拉-邁吉德二世之女。(劉燕婷提供).jpg
鄂圖曼末代哈裡發阿卜杜拉-邁吉德二世之女。(劉燕婷提供)

而除薩巴赫外,一戰後在巴格達最有影響力的考古學者兼政治家戈楚貝爾(Gertrude Bell),也留下了不少珍貴的影像紀錄。

20190606-伊拉克已婚穆斯林婦女,攝于1918年。(劉燕婷提供).jpg
伊拉克已婚穆斯林婦女,攝于1918年。(劉燕婷提供)
20190606-運水的婦女。(劉燕婷提供).jpg
運水的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伊拉克、敘利亞交界的母子。(劉燕婷提供).jpg
伊拉克、敘利亞交界的母子。(劉燕婷提供)

北非地區也因英法殖民勢力的浸染,而留下不少20世紀後的婦女服飾照,成為可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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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阿爾及利亞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1923年的埃及婦女。(劉燕婷提供).jpg
1923年的埃及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1930年的摩洛哥婦女。(劉燕婷提供).jpg
1930年的摩洛哥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1939年的埃及婦女。(劉燕婷提供).jpg
1939年的埃及婦女。(劉燕婷提供)
20190606-1971年的摩洛哥婦女,歐文·佩恩(Irving Penn)攝。(劉燕婷提供).jpg
1971年的摩洛哥婦女,歐文·佩恩(Irving Penn)攝。(劉燕婷提供)

由上述影像可見,中東的服飾相當多元,並非所有穆斯林婦女都著蒙面黑袍裝,但也並非只有穆斯林婦女才會包頭、遮蔽自身。今日所見的伊斯蘭服裝規範,可說是基於教義與發源地氣候環境,相互建構而成,並在成為傳統後,不斷被政治勢力召喚而出,沙烏地的蒙面黑袍裝即為一例。

 

 

沙烏地各部服飾

考察沙烏地的服裝史,由於留下的圖像紀錄不多,故只能由僅有的老照片、復原的考古出土物來爬梳當年的生活。部落時代的沙烏地婦女服裝有兩大特色,一是普遍多首飾、多刺繡,二是各部落的服飾皆不同。

首飾與刺繡並非只有裝飾效果,還具備了不同部落間的識別功能,也與該婦女在部落內的社會階級息息相關;除此之外,還有一層防盜顧慮。首飾一旦在無人目擊處遭竊,則部落人人都有嫌疑,長此以往勢必削弱彼此的信任,故索性戴在身上,既保全財產,也維護部落團結。

20190606-1873年的吉達婦女。(劉燕婷提供)
1873年的吉達婦女。(劉燕婷提供)

而各部落的服飾差異,除了受生活環境形塑,也與部落的生產模式緊密相連,例如沙烏地西部的Jahdaly部落,其活動範圍是麥加到紅海間的沿海平原,與漢志山脈緊密相連,當地氣候悶熱多雨,土壤肥沃,故人民生活較為富庶。婦女多穿進口的紅、橙、棕色布料拼飾的服裝,並戴有小遮陽棚功能的方形頭飾,袖口長度只到手肘,便於散熱。

20190606-Jahdaly部落傳統女性服飾。(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png
Jahdaly部落傳統女性服飾。(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而塔伊夫(Taif)區的Thaqeef部落住在禁谷(Wadi Mahram)附近,再往遠處走便是紅海,故其出土的傳統服飾上,有許多貝殼裝飾的刺繡。

20190606-Thaqeef部落傳統女性服飾。(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png
Thaqeef部落傳統女性服飾。(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而在沙烏地國界之南的阿西爾區(Asir)位處高地,氣候涼爽,有超過3000公尺高的梯田,夏冬兩季皆降雨,濕潤可耕。當地婦女會在長裙內著褲裝,且不論男女都用布巾纏頭,以方便下田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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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爾婦女的傳統服飾。(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上述部落大抵活在沙烏地的地理友善區,若非近海能捕漁獲、經營貿易,便是占了高地降雨優勢,能過上涼爽濕潤的農耕生活。然而最終統一半島建立王國的,卻是位處內陸、長年乾燥的內志(Najd,نجد)沙烏地部落,其藉瓦哈比思想異軍突起,超克了百年的生存劣勢。

內志雖然也是高地,但南部的阿西爾終究還是離海岸線近,受水氣眷顧;內志則燥熱無比,故居民多為遊牧的貝都因人,或住在綠洲裡的農民。當地氣溫能高過攝氏54度,因此人們通常住在涼爽的泥屋中,女性的衣服也十分寬鬆,長袍大袖,以利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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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志婦女的傳統服裝(居家用)。(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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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志婦女的傳統服裝。(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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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志婦女的傳統服裝。(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聖城麥加與附近的吉達則較為特殊。每年有上萬朝覲人潮奔赴麥加而來,當地部落因而常能見到半島以外的旅人,久而久之便成了多國服飾的大熔爐,其傳統服裝常有異國的元素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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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與吉達婦女的傳統服裝。(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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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與吉達婦女的傳統服裝。(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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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與吉達婦女的傳統服裝。(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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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與吉達婦女的傳統服裝。(Mansoojat Foundation提供)

而沙漠婦女的服飾,也是半島精神的體現。日本的文化史學家和辻哲郎曾將世界分成三種「風土」-季風型、沙漠型、牧場型,所謂「風土」並不僅指氣候、地形,更是「人存在於世的制約」。其中季風型的風土以印度為經典,中國與日本則是其中的特例;沙漠型以阿拉伯半島為經典,埃及、蒙古相對混雜;牧場型則以歐洲國家為主。和辻哲郎認為沙漠型風土的核心就是「乾燥」,若以名句「人間到處有青山」來比喻,那沙漠型風土就是「非青山」,也就是沒有生機的死山。

而正因外在環境惡劣乾燥,故沙漠中人的生活核心就是「渴望」,人與自然的關係鬥爭又對抗;若上升到精神層次,沙漠風土裡的人民往往喜歡創造反自然、不天然的事物,例如葉門亞丁灣旁,有一大片在沙漠中看來十分突兀的白屋聚落,人造之感與自然景觀形成強烈對比;埃及金字塔背後也是一樣的精神,尼羅河谷地形蜿蜒,形成許多破碎的耕地,因此埃及人創造出了精確的三角形立體-金字塔;阿拉伯藝術、沙漠服裝中華麗多彩的裝飾也是悖反于單調景觀的產物,若不瞭解沙漠人「反抗自然」的精神,就無從理解其藝術精神的由來。

然而這樣的藝術精神,在沙烏地建國後,卻逐漸受西方現代性、資本主義、瓦哈比主義侵蝕,退出了服裝的場域,沉潛至黃沙深處。

 

半島之上的文化革命

今日的沙烏地是個人盡皆知的親美國家,這幾乎是探勘石油成功時便註定的命運,但縱觀歷史,其也曾佇立在伊斯蘭革命的命運交叉口,幾乎走上跟伊朗相同的道路,而這股力道最顯而易見的遺產,便是今日街頭婦女的蒙面黑袍裝。

1955年沙烏地第一所女子學校Dar Al-Hanan成立,開啟了女性西式教育的進程。婦女也逐漸脫去頭巾、面紗,穿上西式的襯衫、長裙,並且擁有相當程度的權利與自由。然而自1960年代始,沙烏地開始庇護流亡的穆斯林兄弟會教士,其與當地的瓦哈比教士形成了競爭關係,雙方競相爭取各自的教眾與政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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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上課的沙烏地女學生,攝于1980年。(劉燕婷提供)

而這樣的競爭在泛阿拉伯主義褪色後更加激烈。當年沙烏地之所以要庇護穆兄會教士,原因在於埃及的納賽爾總統挾帶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成了整個中東的大英雄;而沙烏地為避免被邊緣化,便利用朝覲經濟、強調瓦哈比、庇護穆兄會等方式,將自己塑造為伊斯蘭世界的領袖。

而瓦哈比與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其實相當接近,故兩派人馬在沙烏地國內較勁的結果,便是導致了互比激進的惡性循環,催生了所謂的覺醒運動(Sahwa Movement)。性別議題首先成了異花授粉下的實驗品,由於蒙面黑袍裝完全不是沙烏地的傳統服飾,故教士們首先參考了摩洛哥婦女的裝束,設計了初始版本,透過學校系統發給女學生,並鼓勵她們回家說服母親、阿姨們跟進。

隨後蒙面黑袍裝的款式越走越保守,但由於運動風火正盛,故其需求反而直線上升,沙烏地又增產不及,只好從鄰近的巴基斯坦進口。據統計,光是1990年代的蒙面面紗進口量就超過2500噸。而在當年的沙烏地女權圈子內,女權主義者也漸以身穿蒙面黑袍為榮,並認為自己「展現了追求信仰自由的價值」,故包得越多便越顯進步、開放;相似的場景,看在今日沙烏地女權主義者眼中,那既視感有多強,諷刺的意味就有多濃。

整場覺醒運動在1990年代達至高潮,與其稱這是一波宗教復興潮,不如說是教派利益鬥爭引發的文化革命,政府雖與西方關係密切,但民間卻逐漸拒斥被貼上西方現代性標籤的制度、元素。而沙烏地王室起初相當樂見穆兄會與瓦哈比相互牽制,但沒想到雙方竟能在民間掀起基本教義浪潮,兩方陣營的教士們站穩腳跟後,反而回過頭來介入政治,要求王室讓出更多權力,國王這才發現苗頭不對。

海灣戰爭的爆發可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年沙烏地開放美軍進駐,共同打擊海珊,結果令覺醒運動的教士大為光火,直斥政府"不該當美國走狗、美軍退出半島",並動員群眾上街;而原本象徵信仰自由、女權的黑袍,也上升成反美、反帝、愛國的象徵,國王臉上無光,終於下令鎮壓、掃蕩,覺醒運動終告失敗,穆兄會也從此上了黑名單,成為沙國境內不受歡迎的人物。

運動風頭雖過,卻餘波尚存。首先其對沙烏地社會起到了文化革命的政治效果,瓦哈比與穆兄會兩強相碰,將反美、反西方的敘事推向顛峰,造就今日的精神分裂:沙烏地法律一面將西方現代性視為精神污染,一面用西方現代性的甜頭餵養、收編人民,國內處處可見婦女身穿蒙面黑袍裝逛最高級的精品Mall;而王室經過這次教訓也警覺到,自己若無法緊握宗教詮釋權,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早晚會被反噬,於是其敲打了穆兄會,卻安撫了瓦哈比教士,並持續雙方的合作關係,直至今日。

但沙烏地王室對外又要維持伊斯蘭領袖的形象,故其雖拒斥穆兄會,卻又在某些場合接見較為溫和的穆兄會人士;而國內婦女的蒙面黑袍裝,則是一旦穿上便難再卸下,王室驅趕了穆兄會後,放手讓瓦哈比教士接收了裝束的詮釋權,結果覺醒運動雖結束,但黑袍還是正統。而從這個角度來說,覺醒運動或許從未結束過,只是被王室收編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並由自己信任的教士集團執行。

 

政治運動下的服裝話語

沙烏地婦女的服裝變化,演繹了整個半島在浸潤了西方現代性後,又再次伊斯蘭化的現象,只是這次的浪潮還伴隨了政治運動與文化革命。而沙烏地也不是個案,伊朗、科威特甚至遠在東歐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皆然。

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前,曾有許多婦女上街抗議巴列維的統治,當時她們的標準服裝便是曾被政府查禁的黑色斗篷(Chador);多年過去後,兩伊戰爭爆發,伊朗動員了不少民兵上戰場,許多婦女也把Chador當成標準戰鬥服,斗篷於是從反美、反西方的元素上升為愛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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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伊戰爭中作戰的伊朗婦女。(劉燕婷提供)

科威特婦女的黑袍現象則與沙烏地有關。當年海灣戰爭爆發,沙烏地庇護科威特王室的同時,也接管了整個國家社會的運作,黑袍於是跨越邊界,傳入科國的家庭生活;而戰事導致男人大量傷亡,於是科威特出現了跟伊朗一樣的現象:女性投身救國運動,但由於這些科威特婦女都沒有軍火,於是她們最常做的工作便是傳遞情報,甚至有女性自願成為炸彈客,如此一來黑袍反而成了很好的掩護。現今科威特雖已複國,但黑袍卻穿到了今日。

20190606-海灣戰爭後的科威特婦女與美軍。(劉燕婷提供)
海灣戰爭後的科威特婦女與美軍。(劉燕婷提供)

而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再伊斯蘭化也與戰爭有關。1992年波士尼亞內戰爆發,期間發生多起針對婦女的大規模性暴力,導致本來相當歐化的波士尼亞穆斯林婦女人人自危,紛紛包起頭巾又蒙面;戰事過去後,頭巾便成為認同遺緒,直至今日。前幾年波國政府立法規定,公務人員在工作地點不得展示宗教信仰的元素,故要求女性穆斯林公職人員不得包頭巾,仍舊激起大規模抗議。

在許多穆斯林國家內,服裝不僅是婦女身上的布料,更是政治活動裡的一環,集宗教、政治、文化角色於一身。由沙烏地本身的歷史脈絡觀之,蒙面黑袍裝本只是教派相爭下被發明的傳統,後卻成為文化革命裡的要角,如今更被統治當局收編,成為全國婦女的標準服飾。部落各自為政的時代已過,王國集體化的時代來臨,沙烏地婦女的未來,或許仍要與蒙面黑袍裝相伴一段時日。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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