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沙烏地王室對外又要維持伊斯蘭領袖的形象，故其雖拒斥穆兄會，卻又在某些場合接見較為溫和的穆兄會人士；而國內婦女的蒙面黑袍裝，則是一旦穿上便難再卸下，王室驅趕了穆兄會後，放手讓瓦哈比教士接收了裝束的詮釋權，結果覺醒運動雖結束，但黑袍還是正統。而從這個角度來說，覺醒運動或許從未結束過，只是被王室收編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並由自己信任的教士集團執行。
政治運動下的服裝話語
沙烏地婦女的服裝變化，演繹了整個半島在浸潤了西方現代性後，又再次伊斯蘭化的現象，只是這次的浪潮還伴隨了政治運動與文化革命。而沙烏地也不是個案，伊朗、科威特甚至遠在東歐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皆然。
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前，曾有許多婦女上街抗議巴列維的統治，當時她們的標準服裝便是曾被政府查禁的黑色斗篷（Chador）；多年過去後，兩伊戰爭爆發，伊朗動員了不少民兵上戰場，許多婦女也把Chador當成標準戰鬥服，斗篷於是從反美、反西方的元素上升為愛國象徵。
科威特婦女的黑袍現象則與沙烏地有關。當年海灣戰爭爆發，沙烏地庇護科威特王室的同時，也接管了整個國家社會的運作，黑袍於是跨越邊界，傳入科國的家庭生活；而戰事導致男人大量傷亡，於是科威特出現了跟伊朗一樣的現象：女性投身救國運動，但由於這些科威特婦女都沒有軍火，於是她們最常做的工作便是傳遞情報，甚至有女性自願成為炸彈客，如此一來黑袍反而成了很好的掩護。現今科威特雖已複國，但黑袍卻穿到了今日。
而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再伊斯蘭化也與戰爭有關。1992年波士尼亞內戰爆發，期間發生多起針對婦女的大規模性暴力，導致本來相當歐化的波士尼亞穆斯林婦女人人自危，紛紛包起頭巾又蒙面；戰事過去後，頭巾便成為認同遺緒，直至今日。前幾年波國政府立法規定，公務人員在工作地點不得展示宗教信仰的元素，故要求女性穆斯林公職人員不得包頭巾，仍舊激起大規模抗議。
在許多穆斯林國家內，服裝不僅是婦女身上的布料，更是政治活動裡的一環，集宗教、政治、文化角色於一身。由沙烏地本身的歷史脈絡觀之，蒙面黑袍裝本只是教派相爭下被發明的傳統，後卻成為文化革命裡的要角，如今更被統治當局收編，成為全國婦女的標準服飾。部落各自為政的時代已過，王國集體化的時代來臨，沙烏地婦女的未來，或許仍要與蒙面黑袍裝相伴一段時日。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