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權宣傳大將」
胡蘭成無疑要利用他在汪政權的背景在日本討生活。他的人脈，也就是當年派駐京滬的日本外交情報人員。他到日本後，開頭是住在曾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的清水董三家，半個月後遷至他的好友池田篤紀家。池田與《每日新聞》東亞部長橘善守說好，請他每月寫稿三篇，也安排他到各地去演講。他的新交有西尾末廣、宮崎輝（旭化成工業會社社長）、尾崎士郎等。頭兩年生活由橘善守負責，以後是宮崎輝幫忙。池田篤紀還為胡引見曾為甲級戰犯嫌疑人的自民黨總裁緒方竹虎。尾崎士郎後來是時常借錢給胡周轉的貴人。
胡在東京是以「汪兆銘政權宣傳大將﹁的名義露面的，他的「憂國」，不但是憂慮中國，也憂慮日本，憂慮日中關係和亞洲前途。他在《每日新聞》上發表「呈麥克亞瑟元帥--特論對亞洲的認識」，也有以過來人的經歷借箸代籌，宣揚「大亞洲主義」的用意。問題是，當時的日本已時移勢易，戰敗後唯為美國馬首是瞻。
在麥克亞瑟的盟軍佔領當局和日本右翼政府聯手清洗日共時期，胡蘭成也把握機會，發表不利於日本共黨的言論。對日共來說，這是落井下石。他也擔心日共報復，所以他在給唐君毅的信中曾表示「（日共）機關報上惡意暴露弟住清水市池田家」，他打算搬家。「我在此發表的文字影響很大，日本有權威的評論家紛紛介紹讚揚，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來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佈為非法之前，大約不敢對我有暴行，再以後也得防範的。」
從當年汪政權倒臺前夕的「聯共兵變」，到後來對日共的落井下石，胡蘭成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但也是因為時移勢易，在政治上，他想發揮影響的目的並未達到。
蔣介石在五十年代初「風雨飄搖」的時期，的確是想將觸角伸向四鄰，爭取奧援的。所以日本南韓菲律賓都是他接觸的物件，目的是要建立亞洲反共聯盟，以求自保。日本在盟軍佔領期間與臺灣的中華民國無法談邦交，當時日本新成立的在野黨，甚至稱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為流亡政府。所以別說建立反共聯盟，在現實上如何在盟軍結束佔領時，中華民國搶在中共之前與日本建交就是一個基本問題。蔣介石也派了以前當過蘭州市長和江西善後救濟署長的蔡孟堅，組織一個「景華公司」，以商業考察名義，到日本與權要接觸，刺探他們的意圖。（蔡為公司董事長，彭孟緝，唐縱，俞濟時，曹士澂等為董事，曹當時是駐日代表團武官，後來北投「白團」的籌畫人）。
蔣的佈局是多方面的。達到目的就揠旗收兵了。逃到日本的胡蘭成，在蔣的侍從眼裡，也就是一個在特定時期可資利用的「運用人員」。蔣在政治上走的是親美路線，軍事上是靠美軍顧問團，找岡村寧次來搞「白團」主要還是暗地的平衡措施，培養一批對自己效忠的親信幹部，以免被美國人算計。在日本的動作當然也更務實，對於有汪政權背景，但無新的政治見解的胡蘭成，充其量也就是個可用的「備胎」而已。 （相關報導： 李黎專文：青山綠水，幾度興亡——重讀汪精衛及胡蘭成詩文有感 ｜ 更多文章 ）
「胡蘭成報告」第3條建議是「得天下士之協力，.....用其智謀」，這天下士當然包括他自己，他提這個建議目的有可能是想謀得一官半職。第4條「在日本設一民間機構，協助政府與日本聯絡」，則想靠國民黨送錢給他，由他成立情報機構，但是他判斷錯誤，如六個月內美國會主動協助國民黨反攻大陸、美蘇會開戰、毛澤東已被莫斯科軟禁等等，都屬於妄加猜測之辭，很快穿幫。若說「蔣對他的看法頗為贊許云云」，可能是王世杰的客套話，要不然就是他往自己臉上貼金之詞。他企圖在日「成立反共民主聯合陣線」向國民黨要錢的計畫，完全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