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本美紀專文：從悲壯蒼涼到高雅的俏皮──張愛玲小說與電影劇本

張愛玲的幽默感

張愛玲的電影劇本中，本來經常透過精粹、洗鍊的對話營造喜劇效果，但後來轉變為以情境喜劇為主，地點轉換和外景也越來越多。神經喜劇特有的人物的離譜性也有所減弱。儘管如此，透過電影和電影劇本的對比還是可以看出張愛玲任何電影劇本中的人物都具有濃烈的神經喜劇的特色，這是張愛玲最初的構思。

張愛玲編寫的電影在上映時，並不被認為是神經喜劇或高雅喜劇，但有人評論說「情節的急轉直下以及高潮的形成，却又是出乎意料以外」（這是神經喜劇的一大特色）。張愛玲編寫的電影還被稱為「新型的喜劇」。對《情戰》的意見書中也寫到「流線型輕鬆喜劇」、「流線型新型片」，可見大家至少認為張愛玲編寫的電影被視為有別於鬧劇。有趣的是：在同一時期，即一九五○年左右駐日盟軍總司令部（ＧＨＱ）占領日本期間，日本電影也製作了大量源於美國的神經喜劇片，如《盗まれた戀（偷來的愛情）》（一九五一，市川崑），這類影片獲得了高度評價。

《情場如戰場》和《人財兩得》的劇情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張愛玲借鑒的作品，但張愛玲在編排時加入了更多喜劇元素，使這兩部喜劇作品變得更生動。宋淇也稱讚這兩部作品說「你的幾個喜劇電影劇本都有你特別的幽默、俏皮之處，如《情場如戰場》、《人財兩得》，當然plot（情節）有所本，但別人的plot 一到你手裡就會點鐵成金」。相比之下，張愛玲原創的《桃花運》在內容上似乎稍遜一籌。

張愛玲作為作家出道時，法國文學家傅雷曾這樣評價張愛玲的小說：「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同時，他也指出了以下幾點不足：

戀愛與婚姻，是作者至此為止的中心題材；長長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一個主題的變奏）。（……）因為她陰沉的篇幅裡，時時滲入輕鬆的筆調，調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閃爍，教人分不清這微光是黃昏還是曙色。有時幽默的分量過了分，悲喜劇變成了趣劇。趣劇不打緊，但若沾上了輕薄味（如《琉璃瓦》），藝術給摧殘了。（……）

我不責備作者的題材只限於男女問題，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還遼闊得很。

傅雷在這裡指出的張愛玲的缺點—幽默感，其實正是張愛玲作品的特色之一。過去很少有人提到這一點，或許是因為這有悖於張愛玲的美學觀，即「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張愛玲也寫道：「中國文學裡瀰漫著大的悲哀」，她的小說也充滿了「悲哀」。因此她的小說中，幽默情節不多，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她的幽默感，如：《傾城之戀》中范柳原和白流蘇之間輕鬆愉快的對話；《鴻鸞禧》中的敘述。這種幽默感，似乎是張愛玲與生俱來的以及在西方文學和大量好萊塢電影的薰陶下培養出來的。 （相關報導： 呂恆君觀點：張愛玲、蕭爾茨與柏林圍牆 ｜ 更多文章 ）

在上文中傅雷批評的小說《琉璃瓦》也有帶有幽默感的敘述：「姚先生大大小小七個女兒，一個比一個美。說也奇怪，社會上流行著古典型的美，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鵝蛋臉。鵝蛋臉過了時，俏麗的瓜子臉取而代之，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臉。西方人對於大眼睛，長睫毛的崇拜傳入中土，姚太太便用忠實流利的譯筆照樣翻製了一下，毫不走樣。姚家的模範美人，永遠沒有落伍的危險」。在該小說中，對有七個女兒的父親姚源甫的描寫很有喜劇性：「姚先生端起宜興紫泥茶壺來，就著壺嘴呷了兩口茶。回想到那篇文章，不由的點頭播腦的背誦起來。他站起身來，一隻手抱著溫暖的茶壺，一隻手按在上面，悠悠地撫摸著，像農人抱著雞似的」。傅雷可能對這樣的表現手法不滿意。

小說〈封鎖〉中也有喜劇性。因日軍封鎖而暫停的電車上，有一個名叫呂宗楨的銀行會計師。他妻子托他在銀行附近一家麵食攤子上買菠菜包子，他抱著被報紙包著的熱騰騰的包子。呂宗楨為了打發時間，看了看包子：「一部分的報紙黏住了包子，他謹慎地把報紙撕了下來，包子上印了鉛字，字都是反的，像鏡子裡映出來的，然而他有這耐心，低下頭去逐個認了出來： 『訃告……申請……華股動態……隆重登場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兒，不知道為什麼轉載到包子上，就帶點開玩笑性質」59。在這一段中，在被封鎖的嚴峻形勢下，西裝革履的銀行職員、熱氣騰騰的包子和報紙內容之間的對比，惹人發笑。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其實偶爾會出現這種情境喜劇片段。大部分張愛玲小說的讀者都喜歡悲傷的劇情，對他們來說，這些喜劇元素影響觀感，但這正體現了張愛玲小說中的中西融合。

小說《留情》描寫了一對再婚夫婦的日常生活，其中也有幽默的表現。日本張愛玲研究者池上貞子教授提到：該小說是在張愛玲看了傅雷對她小說的批評後寫的，與她早期的小說相比，技術性不強，但還寫了很多比較普通的生活用品，在輕鬆愉快的結尾中有新意。

張愛玲的英文小說Stale Mates（《五四遺事》）寫於一九五○年代，與電影劇本《情場如戰場》和《人財兩得》的創作時間接近。該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二三○年代的杭州，一對男女本想選擇自由戀愛的新式婚姻，最終卻變成了一夫多妻的「大團圓」，該小說是帶有喜劇色彩的作品。從張愛玲的幽默感這一角度來重新看她的小說，張愛玲以愛情喜劇為主的電影劇本，並不是與她的小說完全不同的層面。

對男性價值觀的反叛

在傅雷指出張愛玲缺點的同時，胡蘭成也對張愛玲的創作態度頗有微詞。胡蘭成形容張愛玲的小說〈封鎖〉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太精緻」，他還寫道：「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 （相關報導： 呂恆君觀點：張愛玲、蕭爾茨與柏林圍牆 ｜ 更多文章 ）

似乎是為了反駁傅雷、胡蘭成等男性知識分子的評價，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提出了自己對文學藝術的看法。

現在似乎是文學作品貧乏，理論也貧乏。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鬥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

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裡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恆的。它存在於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

文學史上素樸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

（……）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

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

這是張愛玲的創作理念。她宣稱自己注重歷史中無名的，也不徹底的普通人的人生；任何時代都有，但常被視為「婦人性」的「人生的安穩」。這些觀點與男性英雄故事無緣，在張愛玲要抵制占主導地位的男性價值觀所強加給社會的思想評價標準。這與英國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八八二－一九四一）的態度相似，作為作家，她也要抵制「歷史書中戰爭寫得太多，傳記中太過關注偉人」的現象。

張愛玲曾說：「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通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個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一個人在戀愛時最能表現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質。這就是為什麼愛情小說永遠受人歡迎—不論古今中外都一樣」65。張愛玲要從史書中上沒有記載的不是「超人」的人生中找到人性的本質。她要繼續寫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的小故事，不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即避免戲劇中常有的大起大落，這是對重視國家、政治和歷史等大事的男性價值體系的徹底反抗。

張愛玲的這一理念在她的小說和電影劇本中都存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張愛玲的電影劇本一向重視城市中產階級日常生活中的戲劇性。無論是喜劇還是通俗劇，張愛玲的電影劇本都描寫了婚姻（包括離婚和再婚）以及圍繞婚姻建立或重建的人際關係（可能由於對儀式缺乏興趣，她的小說和電影劇本基本上都不詳細寫婚禮本身，或已經舉辦完婚禮了）。

值得一提的是：張愛玲的所有電影劇本都以女性為主，能製作這種電影的極為罕見的電影公司只有電懋和早期的文華。從一九四○年代至今，對張愛玲的小說和電影劇本、文華的影片和電懋的影片的批評方向，大致可以歸納為題材狹窄、缺乏深度、輕浮而不真實、缺乏社會性等。同樣，張愛玲編寫電影劇本時借鑒的拉提根的戲劇French Without Tears 和While the Sun Shines 在英國也受到了與此一致的批評。不管是小說、戲劇還是電影，古今中外對男女問題，即戀愛結婚題材作品的批評都大同小異，張愛玲肯定也知道了這些批評，但她敢於繼續寫作。 （相關報導： 呂恆君觀點：張愛玲、蕭爾茨與柏林圍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日本大阪大學語言文化學博士。現任教於九州大學、福岡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華語文學與華語電影。著有《張愛玲の映畫史－上海・香港から米國・台灣・シンガポール・日本まで》（關西學院大學出版會，2023）；學術論文曾收錄過林幸謙主編《張愛玲：傳奇・性別・系譜》（聯經，2012）、陳子善編《重讀張愛玲》（上海書店，2008）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張愛玲的電影史》（印刻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