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一課  

陳健民教授在他的〈最後一課〉指出自己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大大影響香港人。他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為何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使命是什麼？他的論述如下：

《最後一課》是一本關於四位香港教授對香港的「告別」，包括陳健民教授、刑福增教授、陳祖為教授和張燦輝教授。陳健民教授的章節最為動人，在於他把個人生命意義的思索與自己一生志業作了緊密的勾連：年輕時對人生意義的苦苦追覓，最後體會到自己人生意義不在於抽象的答案，而在於每一個當下，對於自己責任的承擔，而這種責任的承擔是對於社會、國家，以致更廣大的人類苦難有所共感，「不」無動於衷。張燦輝教授在他的章節裡探尋人生意義，引用了海德格「存在被拋入世界」的觀點，亦提出了鄂蘭對於海德格觀點的補充，出生包含了「社會嵌入性質」，以張燦輝教授之言，即是：

在國家人權館景美園區內，有一座人權紀念碑，碑上鏤刻著八千多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名單，最近該館擬依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政治案件當事人資料彙整清單」，約二萬多人，進行篩選以增錄在紀念碑上，為此該館擬定篩選的作業要點草案，並邀請專家學者討論，草案規定何者應予錄名，何者不予錄名，這其中最引人疑惑且覺得荒謬的是81位不予錄名的名單。

俗稱「傻瓜電擊器」的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可能是心臟驟停患者的救星。但急救專家說，當事件發生時，台灣AED使用率可能不到5%，許多人連就近的AED放哪都不清楚。

作家瓊瑤今（1）日發表新書《雪花飄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後的一課》，以她與丈夫平鑫濤相處的真實故事，提倡「善終權」的重要。瓊瑤說，這本書是平鑫濤要她寫的，要告訴社會善終是一件重要的事，寫這本書的過程，遇到很多反抗，受很多委屈，是「含悲忍淚」寫完。書出版後，瓊瑤拿到平鑫濤病榻前，告訴平鑫濤「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