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裡，據說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對著張愛玲的照片拜一拜，稱她為「跑路天后」。人們也應該讀一讀她描寫「飢餓」的作品《秧歌》—堪稱中國版的《1984》。
在「動態清零」政策的嚴防死守中，能夠逃離上海的人只是幸運的少數。以至於阿裡巴巴副總裁賈揚清從上海到達美國之後，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在社交媒體上曬「關係」。遭到質疑之後，他澄清說因為「生病」才到美國。我相信很多上海人聽了更加嫉妒：原來有人生病了還可以看醫生！
這些日子裡，據說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對著張愛玲的照片拜一拜，稱她為「跑路天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年輕的張愛玲頗受當局禮遇，曾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穿著旗袍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還被安排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但是，先知先覺的她於1952年7月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港大學業」為由，申請赴港，隨後遷居美國。與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陸的作家蘇青、關露、周瘦鵑等人，大多沒有躲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當年的張愛玲顯然精心計劃，僥幸逃離。她後來多次仔細回憶這段經歷。例如，過了羅湖橋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腳夫還認為還不夠安全，撒腿飛奔，穿過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胡適認為《秧歌》的書名應該題作《餓》
很多新聞事件都會讓一些經典作品再度走紅。遺憾的是，從網絡信息看，那些每日祭拜「跑路天后」的人中，大概很少人因此去重讀張愛玲，尤其是她的那本跟她的「跑路」、也跟當下上海的境遇密切相關的小說《秧歌》。
關於她的去國，流傳最廣的理由來自她的弟弟張子靜的晚年回憶：1951年春兩人最後一次會面，張子靜問及姊姊日後打算，她回應：「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假如這是原話，那也只能說明張愛玲覺得這樣適合回應一直處於她的鄙視鏈下端的弟弟。但是，很多人用來強化張愛玲不關心政治只關心人性的說法。
《秧歌》無疑是一部傑出的政治小說，也更加直截了當地講出了張愛玲的政治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小說和當下上海疫情的關係。在台灣皇冠版的《秧歌》扉頁上，印著胡適的手跡：「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致，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讀過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農村體驗生活，別的同時代作家寫出的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頌德作品，張愛玲則看見了農民的飢餓，看見了政權的實質以及未來的走勢，並著手從《人民文學》、《解放日報》以及口頭傳說中搜集素材，構思「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 （相關報導： 「我最恐懼的不是染疫，而是被送到方艙醫院」在上海工作的台灣人談封城：我用筋膜槍緩解斷糧危機 ｜ 更多文章 ）
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秧歌》寫了兩個並行的故事，一個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農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慘遭遇。土改的結果是農民鬥倒了地主，卻遭到政權更嚴重的盤剝，富庶江南成為飢餓之地。飢餓的農民發出抗議的聲音，上級派兵鎮壓。月香的兒子被踩死，丈夫受傷身亡，絕望中放火燒掉糧倉，自己也葬身烈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