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堅持「清零」防疫政策，豐衣足食的上海出現嚴重的飢餓現象。
「飢餓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夠的食物，而非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足夠的食物。」這是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他的名著《貧困與飢荒》第一章中寫下的第一句話。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句常識性的判斷可謂振聾發聵。1949年之後的幾代中國人都一直在挨餓，但是他們深以為然的解釋是「人口多、底子薄」和「三年自然災害」。今天，歷史從未如此形象生動地將這句話呈現在上海人面前。
中國政府為了執行嚴格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一夜之間將兩千多萬上海人囚禁在家中。即便家財萬貫，而且超市盡在咫尺，人們也可能得不到基本的食物。
上海出現了嚴重的飢餓現象，但是還沒有發生飢荒--這樣說會讓很多人認為，飢荒僅僅是指飢餓人群在數量上的升級。事實上，在政治經濟學者的定義中，飢荒是指一種政治行為的後果。在《飢荒與政治》裡，法國學者、反飢餓國際人道行動組織主席西爾維·布呂內爾（Sylvie Brunel）說，飢荒是指整個群體的食物完全中斷而無任何力量制止這個進程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判斷某地是否發生飢荒，除了飢餓人群的數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整個人群的食物中斷是否能夠得到制止。
很多人都開始意識到，從武漢開始，先後在全中國20多個城市進行的封鎖式疫情控制，是一場遠離科學的政治實驗。中國當局至今拒絕對病毒源頭進行專業調查，也拒絕效果顯著的西方疫苗，而堅持以規訓人民為要義的「清零」政策，目的在於證明專制強於民主，也讓豐衣足食時代的人們習慣傳統控制模式。
「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在餓死至少三千萬人的大飢荒年代，由於通過剝削農村來保護城市的歧視政策，上海被餓死的人口所佔比例是相對很小。這也成為一些上海人攢聚優越感的歷史原因之一。其實，專制政權對上海的羞辱並不比其他地方晚到半步。1951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上海就首當其中，大批資本家痛不欲生，近千人跳樓自殺，其中就包括至今還是上海食品驕傲品牌的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
生理上的飢餓已經讓人難以忍受，但是，正如今天上海發生的情況，作為政治行為結果的飢餓從來都伴隨著權力的濫用。「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這是中國作家、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一個章節中的小標題。他寫道：「在大飢荒期間，除了飢餓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在本書各省的章節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這裡不再一一贅述，只重點介紹一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上海奉賢縣問題』」。 （相關報導： 黃丙喜觀點：防疫，別想政治性清零 ｜ 更多文章 ）
在這裡，我只摘錄其中和今天的「清零」運動極其相似的一些現象。1958年秋天，上海市奉賢縣提出 「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95人，晝夜連續勞動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10月下旬，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訓了2000多人。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200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10歲左右，最小的僅6歲。11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2131間房屋燒掉，致使民眾流離失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