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長年活躍於日本職業棒球界的張本勳（韓名： 張勳） 於9 月9 日逝世，享年86 歲。以「安打製造機」聞名的張本，是日職棒（NPB ）唯一位生涯累計3000 支安打的球員，也是生涯安打數的NPB 紀錄保持者。此外，他曾16 度在單季打擊率達到3 成，為史上最多；連續9 年打擊率3 成，則創下史上最長的NPB 紀錄。對日職棒球迷而言，他是位令人難以忘懷的名將。
留下眾多輝煌紀錄的張本，作為一名原為在日韓國人第二代 的棒球選手，不僅在日本棒球界，在韓國也同樣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物。在民族歧視盛行的年代，一名在極度貧困中成長的在日韓國人二世少年，最終成為代表日本職棒界的球星並大放異彩。這樣的成功故事令韓國民眾深受感動，也是可以想見的。
1990 年代某一年，我在首爾一家餐館裡看到電視正在轉播棒球比賽。主播說著「장훈씨 （張勳先生）」，我便朝電視看去，原來張本坐在解說席上，用 韓語與主播對話 。我不太擅長 韓語，因此無法判斷他的文法或措辭等細節，但他雖帶些日本口音，韓語卻相當流利，這一點令我印象深刻。聽說他的韓語是在與身為在日第一代 的母親交談中磨練出來的，我也就恍然大悟。果然，母親的影響是巨大的。
據悉，張本晚年致力於透過媒體、演講等方式，向世人傳述自己幼年時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歷。1945 年8 月6 日，5 歲的張本在距離爆心約2 公里的廣島市住家遭到原爆波及。他大6 歲的姊姊在靠近爆心地的地方遭受全身嚴重燒傷，幾天後死亡。母親也因玻璃碎片刺入身體而受到重傷。張本少年在原爆之後，也親眼目睹了被燒得面目全非的人們，以及因酷熱而跳入排水溝的人們等慘烈景象。
然而，由於這些對家人而言過於痛苦的記憶與悲傷，張本在現役球員時期很少 談及原爆受害的經歷。據說，戰後的日本也曾存在針對原爆受害者的無端歧視。
張本直到約2005 年才開始打破沉默。據說，當時他在電視上看到街頭採訪中，年輕一代對戰爭漠不關心的樣子，因此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為了避免這段悲慘的歷史與經歷被人遺忘，他決定開始講述自己的被爆經歷。一位在職業棒球界留下眾多紀錄的名將，透過多年來首次公開自己一直封存的被爆經歷，使許多人重新感受到戰爭與原爆的悲慘。
此後，張本作為「最後的傳承者」，持續呼籲絕不能再次發生戰爭。9 年前，他接受NHK 採訪時曾說：「（每到夏天，我）一定會想起原子彈投下時的情景。雖然已經過了70 多年，戰爭結束了，但對我們這些被爆者而言，戰爭是永遠不會結束的。所以每到8 月，真的會有很難受的感覺。6 日和9 日，廣島和長崎都遭到了原子彈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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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勳（前）與高木公男，攝於1959年。（維基百科）
原爆慰靈式典究竟是為了誰？
8 月6 日的廣島，以及9 日的長崎，被美軍投下的 原子彈所造成的慘劇，成為戰後日本人巨大的創傷。電影《奧本海默》在日本國內引發各種討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廣島與長崎的慘劇，當然不能成為日本軍在二戰期間於亞洲各國、南洋以及沖繩等地犯下種種暴行的免罪符。然而，美軍以殘酷武器大量屠殺無辜非戰鬥人員的非人道行為，無論如何也不應被正當化。
在日本，每年迎接 8 月後，直到8 月15 日的「終戰紀念日」前後，紀念1945 年結束戰爭的各種活動接連舉行。8 月6 日與9 日，廣島與長崎也持續舉行儀式，悼念原爆犧牲者並祈求和平。即使在今天，社會上仍有人談論歷史記憶逐漸淡化以及整體 社會右傾化的問題，但這項傳統仍持續不斷。
話說回來，今年長崎也如往年一樣，於8 月9 日舉行悼念原爆犧牲者的和平祈念式典。本應排除政治考量、悼念犧牲者並祈求和平的典禮，卻因台灣當局駐日代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處長李逸洋不滿長崎市方面安排的座位配置，並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表示不出席，而意外地將台海兩岸之間的對立帶入了典禮現場。
李逸洋批評長崎市「親中」，「聽從中國的意向」，並指責長崎市：「沒有察覺自己的錯誤決定，已成為中國對台灣所發動的法律戰的幫兇，也就是成為中國主張『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沒有主權，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工具。」
另一方面，長崎市方面則說明：「在長崎市主辦的典禮中，台灣並非正式邀請及通知的對象；但因台灣方面強烈希望參加，因此長崎市準備了座位。」長崎市並進一步表示：「此次座位配置並非基於與中國的外交關係而歧視台灣，而是依照外交慣例及日本外務省的名單進行安排。」
原爆投下80 週年，台灣當局代表得以出席 台灣當局相關人士開始出現在廣島市與長崎市的慰靈式典，是從2025 年開始。不過，兩市接受台灣方面參加的經過及背景，各有不同。
廣島市將原爆投下80 週年的2025 年定位為「祈願廢除核武器與世界和平之年」，並將過去的「邀請」方式改為「理解典禮宗旨、希望參加者請聯絡」的方式。如此一來，即使是與日本沒有外交關係的台灣當局，也能派遣代表參加。李逸洋今年8 月6 日也以世界121 個「國家與地區」代表之一的身分，出席了廣島的典禮。
另一方面，長崎市在2025 年除了原本只通知「在日本設有駐日使館的國家」之外，也決定向在聯合國設有代表處的國家與地區發出通知。然而，與日本沒有外交關係的台灣當局既沒有駐日使館，在聯合國也沒有代表處，因此最初並不在台灣當局的通知對象之列。
其後，台灣方面向長崎市表達參加典禮的意願，長崎市接受了這項要求，從而為台灣當局相關人士參加典禮開啟了道路。2025 年長崎市接受台灣當局參加典禮的要求，背後同樣存在原爆投下80 週年這一特殊背景。
長崎市回歸典禮原本「悼念原爆犧牲者、祈求世界永久和平」的目的，提出讓盡可能多的國家與地區代表，不分國界與思想差異，都能參加典禮的方針。
此外，自廣島與長崎兩市開始允許台灣當局相關人士出席典禮後，北京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連續兩年缺席相關典禮。
北京方面並未說明缺席理由，但據報導，北京政府可能是為了避免與台灣當局相關人士同席，從而向外界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容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錯誤印象」。北京政府將台灣問題定位為涉及主權與領土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這個問題上根本都 不存在讓步或妥協的可能。
2026年8月9日，在日本長崎和平公園，人們為原子彈爆炸81週年默哀。（美聯社）
「中國」定義中所見的 狡辯和詭辯
李逸洋針對長崎和平祈念式典的座位安排，批評長崎市「刻意否定台灣的國家地位，完全無視台灣的主權與尊嚴」，並指責「長崎市屈服於中國的意向，矮化台灣的國家地位，侮辱台灣的尊嚴」。
他還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中國一天也沒有統治過台灣，而台灣的中華民國比中國更早建國，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這套論述中混入了多個刻意將「中國」一詞的定義模糊化的狡辯和詭辯 。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但要理解問題的本質，卻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因此在此簡單整理一下。
首先，「台灣」是一個地名，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以「台灣」為國名的主權獨立國家。（甲午戰爭後，反對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勢力曾自稱「台灣民主國」，但未獲任何國家承認，僅存在數個月便告消滅。）
李逸洋等人特別加上一句「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然後主張「中國一天也沒有統治過台灣」。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有任何一天實際統治過台灣。
那麼，正如李逸洋等人所主張的，「中國」是否可以被限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日本戰敗至今，台灣從未有一天脫離「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那麼，實際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難道就不是「中國（China ）」嗎？
李逸洋表示：「台灣的中華民國比中國更早建國，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日本戰敗後，當時的「中國」，也就是經歷1911 年辛亥革命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其執政權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爭奪。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將國民黨政權逐出中國大陸，並於1949 年10 月1 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從「中華民國」衍生而出的政權。這也正是李登輝政權時期，台灣當局一再主張「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原因。
李逸洋等人沒有明確定義「中國」，卻主張「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只不過是根據民進黨政權的主觀認知與願望進行偷換概念的詭辯而已。
「中華民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從日中 關係的變遷來理解。
1952 年，日本政府與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簽署《中日和平條約》（日華和平條約），在法理上意味著日本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正因如此，1972 年日本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時，才被稱為「日中邦交正常化」。此後，日本政府不再給予「中華民國」政府政治承認，雙方也不存在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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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熟悉台灣情勢的日本學者指出：「民進黨政權 刻意向台灣內部散播一種幻想，彷彿台灣與日本之間存在類似外交關係的關係。日本方面在與北京政府 的對立日益加深之際，對民進黨政權採取較為融和的態度，也成為助長台灣方面這種幻想的因素之一。」
駐日代表李逸洋抗議長崎的不當安排而拒絕出席原爆紀念活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投資與捐款是「有附帶條件」的嗎？
李逸洋針對長崎市的處理方式表示，這是「台灣多年來參與日本各種中央或地方層級活動以來，前所未有的事件」。看來，他對長崎市沒有採取與廣島市相同的待遇感到不滿。
然而，若按照地方自治的原則，只要長崎市的決定沒有牴觸中央政府的權限，那麼長崎市自行作出判斷，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
民進黨政權一直對高市政權抱有很高期待。長崎市市長在「非核三原則」等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與高市等人有所不同，因此或許也並不忌諱將批評矛頭指向長崎市。
然而，外交是中央政府的專屬權限。即使在高市政權之下，日本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也沒有改變。既然長崎市已說明「是依據外務省的名單」進行安排，那麼只指責長崎市，難道不是找錯了對象嗎？
李逸洋還表示，「台積電（TSMC ）熊本工廠的投資，將在10 年間為九州地區帶來23 兆日圓的經濟效益，長崎市也將從中受益；此外，繼東日本大震災、能登地震之後，台灣的捐款金額再次位居全球之首，即使這次熊本地震，台灣各地也積極展開捐款與援助活動」。
除此之外，他還列舉台灣高額的股票總市值與經濟成長率，強調世界無法忽視台灣的存在與價值，因為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硬體製造領域占有重要地位。
他又提到訪日台灣旅客的人數及消費金額之高，要求長崎市正視「台日之間深厚的友誼紐帶」，「不應迎合威脅台灣的中國」。
除此之外，李逸洋還指出：「如今正在擴大核武器開發計畫的正是中國，這已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中國頻繁在印太地區進行軍事演習，已成為引發衝突、破壞地區和平的最大破壞者。」
在此基礎上，他表示：「長崎和平祈念式典呼籲『廢除核武器』與『實現永久和平』，但這兩項要求正是應該向中國提出的。長崎市接受中國的意向，反過來貶低追求和平、對日本友好的台灣，令人極為遺憾與失望。」
在李逸洋發表上述聲明後，日本國內也出現大量網路留言，尤其是對台灣抱持友善態度的網民，全面支持李逸洋等台灣當局方面的說法，同時反過來批評長崎市的處理方式。
其中甚至有人以「對在東日本大地震等災害發生時捐出鉅額款項的台灣而言，這是一種失禮」為由，進一步向台灣為「長崎市的失禮」道歉。
李逸洋在8 月10 日於社群媒體上寫道：「從Facebook 上的反應來看，8 成以上的人支持我的決定。」毫無疑問，台灣當局周邊確實收到了大量支持的聲音。
如今的日本社會，整體而言對台灣的好感度相當高。然而，在那些高聲呼喊「日台友好」的人當中，也有不少人是因為對中共政權以及「中國人」抱持反感，而過度偏袒「抗拒中國威脅的台灣」。對這些人而言，其真正關注的核心未必是台灣本身。
從整體瀏覽網路上的留言可以看到，對於長崎市「依照外務省標準處理」的說明，也有一定數量的網民表示理解與支持。
的確，從日本方面來看，台積電對日本的投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台灣方面提供的災害援助捐款，以及大量訪日旅客所帶來的旺盛消費，都是「值得感謝」的事情。同樣地，日本社會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快速壯大所產生的疑慮，也確實存在。
然而，如果回到慰靈祭「悼念犧牲者、祈求和平」這一本來目的，那麼從這份聲明中，除了感受到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氣息——彷彿在帶著施恩的口吻，逐一列舉「過去曾經給予的恩惠」，並要求對方知恩圖報之外，是否還能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
這種態度甚至不惜對主辦方的言行，進而對整個慰靈祭應有的方式，頤指氣使地加以說教。
日本方面也有人以「鉅額捐款」等理由來呼籲「日台友好」。然而，這類說法是否也會讓人聯想到另一種可能：如果沒有「鉅額捐款」等因素，「日台友好」就無法成立，最終變成「金錢一斷，關係也就斷了」？
對台灣當局將兩岸問題帶入原爆慰靈式典的違和感 駐日代表透過社群媒體發表的言論，與其視為李逸洋個人的判斷，不如認為其反映了台灣當局的意向，恐怕更為自然。那麼，台灣當局為何要在這個時機發表這樣的聲明？
一種看法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迎接11 月的地方統一選舉，營造「抗中保台」的形象，藉此創造對民進黨政權多少有利的政治氛圍。
事實上，圍繞長崎慰靈式典所發生的事，在台灣內部也受到高度關注，報導呈現正反兩面的意見。主要而言，民進黨支持者支持李逸洋的言行；另一方面，以在野黨支持者為主，也出現了擔心此事對日台關係造成負面影響的聲音。
與此同時，也有人指出，台灣當局可能是刻意營造「台灣受到中國欺負」的形象，以博取日本方面的同情。
考慮到部分台灣支持者公開表示支持李逸洋的發文，並痛罵長崎市與北京政府，可以說台灣當局的盤算確實達到了某種效果。
假如台灣當局是在「其參與資格已獲承認的國際會議等場合中遭到不當排斥」，那麼這種抗議或許還有一定道理。
然而，從在神聖的原爆犧牲者慰靈式典上製造風波這一行為來看，筆者不得不懷疑，這是否反映出部分台灣民眾既無法理解原爆災難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傷痛，甚至在內心深處還存在著輕視日本的心態。
最近，筆者知道了一個「被害者Cosplay 」的說法。據說，這是一個源自韓語的新造詞，意思是「實際上並非受害者的人，卻裝作受害者，以此獲取利益」。
在台灣，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戒嚴令解除以前的「白色恐怖（清剿共產主義者）」問題逐漸受到關注。
據說，民進黨將當年國民黨政權對「紅色分子」的清剿，重新詮釋為「國民黨迫害台灣人」，並透過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台灣人的代表」，逐步擴大自身的群眾基礎。
例如，對於發生在日本戰敗後不久的1947 年、造成大規模軍民衝突的「二二八事件」，民進黨一直宣稱，由於蔣介石與國民黨進行鎮壓，造成一萬多人、甚至數萬人死亡。
透過持續激起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的反感，就更容易強化自身政黨的道德正當性與凝聚力。
但是，在「被害者Cosplay 」為民進黨帶來巨大政治利益的現實下，對民進黨而言，事件犧牲者的人數是否是「越多越有利」？
此外，對於「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中，有相當多人實際上是希望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實現中國統一的共產黨相關人士這一事實，民進黨政權也沒有正面面對。
「被害者Cosplay 」的受益者
如果按照過去「被害者Cosplay 」的模式來理解，長崎這起事件是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刻意營造「被中國欺負、可憐的台灣」形象的政治演出？如此一來，或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李逸洋認為，慰靈式典上的座位順序等問題，涉及「國家的威嚴」，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這一點對北京政府而言也是一樣。自2016 年民進黨政權上台以來，北京政府認定台灣當局已轉向分離獨立路線，因此大幅加強對台灣當局的施壓與限制。結果，台灣所面臨的周邊環境一年比一年嚴峻。
長崎的典禮是一個莊嚴的場合，目的在於悼念原爆犧牲者，並撫慰倖存者與遺族。
李逸洋的行為，就好比闖進別人家的葬禮或法事，然後因為不滿上香的順序或花圈擺放的位置而大吵大鬧。
還是說，李逸洋等人沉迷於「被害者Cosplay 」，以至於連自己的「失禮」都沒有察覺？
更加令人費解的是，那些譴責「長崎市對台灣失禮」的日本支持者，對於「台灣方面將政治問題帶入悼念自身同胞犧牲者的場合」這種失禮行為，卻選擇視而不見。
如果是真正的朋友，難道不應該告訴台灣方面，並勸阻這種行為嗎？
因為這類行徑最終可能損害台灣的形象與信譽，使台灣今後被視為「難以相處的麻煩製造者 」而遭到疏遠。
另外，筆者向台北方面熟悉對日關係的人士確認後得知，日本方面對李逸洋此次的言行感到困惑，也沒有掩飾其不快。
說到這裡，筆者想起了1982 年出版的一本書《被寵壞的朝鮮——金日成主義與日本》（和田洋一、林誠宏合著）。
這本書從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出發，檢視戰後日本的左派勢力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金日成主義」及其政治體制過度寬容、缺乏批判性檢驗的現象，也就是所謂「寵壞」朝鮮的問題。
在當時，「北韓性善說」般的氛圍支配著左派言論人士，這樣的論述可謂相當震撼。
如今，日本方面對台灣的看法，似乎也受到一種近似「台灣性善說」的情緒所支配，也就是對台灣抱持高度好感與同情。
其背後，是過去30 年來，隨著日本相對衰退、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強大，日本對中共和 中國大陸 的負面情緒逐步升高，而與此幾乎同步的，是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與期待不斷增加。
李登輝、蔡英文、賴清德等台灣方面人士，為了拉攏日本，持續有系統地向日本展開友善宣傳。
事實上，與韓國及北京政府不同，台灣方面並未追究日本殖民統治或戰爭責任等問題，這種態度想必確實讓日本方面部分人士產生了安心感與親近感。
然而，這是否也同時導致部分日本人產生了「誤解」，甚至到了「寵壞」台灣的程度？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散初期，日本充斥著大力讚揚台灣當局防疫措施的評論。
防疫措施後來失敗之後，當初大量發表正面評論的人當中，許多人便沉默了；但給人的印象是，對於防疫措施失敗的背景，幾乎沒有任何深入追究或檢討。
「被寵壞的台灣」是否因此逐漸產生一種潛在意識，認為只要面對的是對台灣抱持好感的日本，即使做出近似輕蔑原爆犧牲者的行為，也會被日本方面視而不見？
假如日本與台灣雙方在潛意識中形成了一種「彼此依賴、彼此寵溺」的畸形關係，並且這種關係逐漸成為常態，最終導致雙方關係產生扭曲，那豈不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張本在退出現役之後，曾幾 次談到在日韓國人所遭受的民族歧視，以及原爆被害者所受到的歧視。
張本對於在日本社會中，身為在日韓國人所經歷的受歧視經驗，擁有非常明確的記憶，但他似乎並沒有把這些經歷當成解釋自己整個人生的唯一原理。至少從他的言談中感受到的，並不是建立在受害者意識上的「怨恨」。
據說，張本談到日韓兩國的對立時，也曾說過：「彼此該退讓的地方，就各自退讓一些比較好。」至少從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來看，他並不是煽動民族間的對立，而是始終強調不要再次重蹈戰爭與歧視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