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長子錄取台北市公費交換學生計畫，引發的廣泛質疑。其中流傳最廣、也最動人的是一個故事。
亞東醫院醫師林之昀在社群上自述：三十年前，她就讀北一女資優班，班排第一，原本可以推甄台大醫學系，但父親林芳郁當時是台大醫學院教授、台大醫院副院長，禁止她參加，她因此放棄了推甄資格。最後，憑藉聯考考上台大醫學系。她以此對照蔣萬安，稱這才叫「利益迴避」。這則自述之所以有力，是因為它不講法條，把抽象的「利益迴避」，具象成一個十七歲女孩放棄一條更輕鬆的路。相較之下，市府那些「一切依法辦理」的回應都顯得蒼白。
然而，故事固然動人，但仔細分析下，卻未必能有力說明蔣萬安父子的「不堪」。
第一，兩者的權力結構不同
林芳郁的決定確實是超出「利益迴避」的要求。一般而言，只要林芳郁自己不在甄選委員會中就可以了。
然而，林芳郁當時既然是台大醫學院教授、台大醫院副院長，而推甄台大醫學系的審查者全部是他的同事、下屬、日常共事的人。這是一條清楚直接每天都在運作的潛在影響路徑。壓力不只來自直接上下級關係和職位高低，更來自共同體本身：他們在同一棟樓裡共事，彼此的升遷與評鑑會反覆交錯。所謂「朝見口、晚見面」，在這種關係裡，一個人根本不需要開口，其存在本身就構成訊號和「人情牌」。這正是利益迴避制度要處理的灰色地帶。林芳郁的抉擇之所以令人讚賞，是因為他連「灰色地帶」也要避免。
蔣萬安的情況同樣不是「利益迴避」所必須的。更有甚者，即便一定認為他的情況也是「灰色地帶」，那麼其「灰度」比林芳郁的要淡得多。
交換學生甄選的權力結構與台大甄選的頗有差異。書面審查與英語面談的評審是承辦科室的常任文官，加上校長、教師這類外部教育人員。他們不在市長的專業共同體裡，市長對他們也沒有實質的人事權。科長是考試進用的事務官，市長換人他照樣在位；校長與教師更不受市府的個人節制。
把「醫學院教授評自己同事的女兒」，和「市府委辦的學生甄選」放在一起類比，忽視了「權力路徑是否存在」這個差異。
它用一句老話講最清楚：「現官不如現管」。林芳郁是推甄審查者的「現管」，同一個醫學院、同一個醫院，資源分配、升遷評鑑、科務會議都繞不開他，他的職位不必動用，光是存在就有份量。蔣萬安對交換學生的評審來說，則是位階很高、卻管不到的「現官」。頭銜大小，不等於壓力的大小；誰管著你的日常才是。
如果主角不是市長的兒子，而是「教育局長的兒子」，這種類比的「灰度」才合適。
第二，現在沒有「第二條路徑」
林芳郁當年能做出「禁止推甄」這個乾淨俐落的決定，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時代前提：當時還有大學聯考這條進入台大醫學系的路徑。這個路徑不但提供了第二個選項，還是一個「乾淨」的選項。
聯考是統一命題、彌封閱卷，按分數由高到低排序分發，額滿為止。從命題到放榜，沒有任何一個環節存在主觀評分或個案裁量的空間。要讓某個人上榜，就得讓另一個分數更高的人落榜，而這在一個全國統一、成績可以複查的系統裡，根本難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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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多考一次試，林芳郁避開的不是「女兒進台大醫學系」，而是「甄選」，即「讓自己的同事在一個有裁量空間的程序裡選評自己的女兒」。
假設林之昀上學晚幾年，到了2002年聯考廢除之後，那麼情況就複雜了。沒有聯考之後，主要管道變成「個人申請」，學測過門檻後要經過書面審查與面試，而這已是錄取人數占大宗的主流。實際上不只升學，今天幾乎所有有價值的機會獎學金、交換計畫、各類競賽都包含主觀評分的環節。
換句話說，同樣一位林醫師放在現在，即使放棄了「甄選」這條路，只要她還想念台大醫學系，就無法完全避開同樣的嫌疑。三十年前那個「乾淨」的選項，今天已不存在了。
回到蔣大寶這個案子，情況更極端：公費交換生不但沒有「第二條乾淨的路徑」，根本就是沒有「第二條路徑」。台北市這個計畫就只有這一套程序，參加和不參加，二選一。這意味著，在這個案子裡要求類似林醫師那樣的「迴避」，實質上就是要他直接放棄。
第三，個人的道德選擇不能直接轉換成制度上的義務
林芳郁選擇讓女兒放棄推甄，這是他個人的道德高標準，值得尊敬。但「值得尊敬」和「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依然是兩件不同的事。
制度的義務設在最低標準，個人可選擇做到更高，但不能因此指責沒有做到的人違法或不義。這個區別在日常生活裡並不難懂：有人捐出半數收入行善，值得敬佩，但我們不會說沒這麼做的人不道德。
而如果真把這種高標準當成義務，後果會迅速失控：在現在的考核制度下，所有大學教授的子女都不得申請該校、所有醫師的子女都不得申請該院的訓練、所有公務員的子女都不得參與該機關的任何遴選。這已不是迴避制度，而是把公職人員的家庭，整批排除在公共機會之外。
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唯一的「過錯」是父親當選了市長。這不是迴避，是連坐。
第四，林醫師本身也無法貫徹高標準
正如醫師沈政男指出，林之昀在台大醫學系大六時曾赴美擔任交換學生，當時她的父親正是台大醫學院教授、台大醫院副院長；她畢業後也進入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如果「父親在該機構任職，子女就不該參與該機構的任何機會」這個標準成立，那麼這兩件事就違反了這個標準。住院醫師的甄選，正是一個有面試、有推薦、有主觀評分的程序，跟推甄的結構其實更接近。
這裡的重點，不是要指責林之昀「雙重標準」。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她赴美交換、進台大當住院醫師，都沒有任何不當之處。她是台大醫學系的學生，這些是她專業生涯的正常路徑，父親的職位不該剝奪她走這條路的權利。
但這正好說明了問題所在：連提出這個高標準的人，實際上也沒有（而且也不應該）全面貫徹這個標準。這說明該標準本來就無法普遍適用，否則就會變成對公職人員子女的全面排除。
顯而易見，一個無法普遍適用的標準就不適合拿來當作指責他人的依據。
第五，在台灣，高道德標準並不一定帶來回報
當然，蔣萬安有政治抱負，現在還要競選市長連任。因此，「難道不應該用高標準要求自己嗎」？
這個說法雖然不無道理，然而，台灣政治的現實卻並不一定鼓勵。
馬英九當年（正值參選或擔任台北市長）一對女兒，本來已甄選通過進入台大，但雙雙放棄名額到美國留學。大女兒是先被輿論質疑「特權」，再宣布放棄；小女兒則是率先主動放棄台大名額。無論如何，都算是高風亮節了。
然而，在傳媒中依然不乏大量批評聲音。有「特權」論者：馬家女兒因為擁有外國國籍、優渥家境與高社經地位，隨時有「直通美國常春藤」的後路。有「作秀」論者：將「去美國讀更好的名校」包裝成「委屈避嫌的自我犧牲」，「得了便宜還賣乖」。有「道德包裝人設」論者：馬英九演一齣「為了從政大局受委屈」的苦肉計給選民看。有「逃避公民責任」論者：「口頭愛台灣，行動靠美國」。
可見，只要想批評，總能找到角度。帶來的問題是，如果台灣輿論並不真心鼓勵推崇「高風亮節」，而只是把這當作「棍子」在政壇打人，那麼後來的人，即便是政客，又為什麼要採用超過常人的標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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