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長崎原爆81週年和平紀念儀式，本應是一場悼念戰爭受難者、反思核武悲劇、呼籲和平的莊重典禮，卻因台灣代表席次安排問題，被民進黨政府與其側翼輿論操作成所謂「國家尊嚴受損」與「中國打壓」的外交事件。從表面上看，這像是一場台灣對外爭取尊嚴的抗議；但若細究事實脈絡，恐怕更像是民進黨借題發揮、轉移焦點、對內政治討拍的一齣戲。
駐日代表李逸洋表示，長崎市政府將台灣代表安排在各國使節團區域之外，因此認為有損我方尊嚴，遂降低出席層級以示抗議，並批評長崎市府疑似屈從中國意志。這番說法一出，立刻被綠營輿論包裝成「中國又在國際場合矮化台灣」、「日本地方政府承受北京壓力」的典型敘事。問題是，這樣的指控經得起檢驗嗎？
長崎市政府已經公開回應，台灣代表今年的座位安排與去年相同，均屬「海外席」，並強調沒有降格、矮化或刻意貶抑台灣的意圖。這個說明至少透露出一個基本事實：今年並非突然改變台灣待遇，也不是臨時把台灣代表移出某個原有的貴賓區。若去年同樣安排在「海外席」而未引發如此高調抗議，為何今年就突然成為「尊嚴受辱」？如果沒有新的證據顯示長崎市府今年刻意改變標準，那麼民進黨政府將此升高為外交事件，就顯得相當牽強。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已經連續兩年缺席長崎原爆和平紀念典禮，繼2025年缺席長崎被爆80週年儀式後，2026年也再度未派代表出席。既然中國代表根本沒有現身，民進黨方面卻仍將台灣座位安排解讀成「中國施壓」的結果，那麼外界自然要問：施壓證據在哪裡？中國是透過什麼管道向長崎市府施壓？長崎市府又在哪個環節表現出配合北京意志？如果這些關鍵問題都無法提出具體證據，只靠政治想像與情緒渲染，就把一場禮賓安排說成中國打壓，這不叫外交判斷，而叫政治操作。
民進黨近年最擅長的，就是把所有不利於自己的外交處境，都包裝成「中國打壓」。台灣國際空間受到中國因素影響，當然是現實存在的問題；但正因如此，政府更應該謹慎使用這個指控，而不是把它變成萬用提款卡。凡是台灣沒受到預期待遇，就說是中國打壓；凡是國際場合沒有把台灣放在最理想位置，就說是矮化台灣；凡是外交成果不如宣傳，就說是外部勢力阻撓。久而久之，真正需要嚴肅面對的國際壓力，反而會被廉價化、口號化。
這次長崎席次風波，最荒謬之處正在於民進黨一方面長期把台日關係吹捧成「最友好」、「最堅定」的夥伴關係，另一方面當日本地方政府安排不如己意時，卻又不敢真正檢討台日關係中的不對等，只能把責任推給中國。這種邏輯既矛盾，又投機。若長崎市府真的對台灣不夠尊重，民進黨政府就應該直接、明確、理性地與日方交涉；若長崎市府只是按照既有禮賓規格安排，那民進黨就不該為了內部政治需要，硬把事情上綱到國家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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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民進黨長期以來對美日外交姿態過度卑躬。對美國，軍購、關稅、晶片、能源等議題常常是全面配合；對日本，從歷史問題到食品進口，從漁權爭議到區域政治，民進黨政府也往往選擇低姿態處理。平日口口聲聲說台灣是民主夥伴、價值同盟，但真正遇到待遇不如預期時，才突然高喊尊嚴受損。這樣的「尊嚴」來得太晚，也來得太表演化。
真正的國家尊嚴，不是靠事後對內喊話塑造出來的，更不是靠把責任推給中國來證明自己強硬。尊嚴應該體現在平時的對等互動中，體現在政府是否有能力在國際場合爭取合理待遇，體現在面對美日等大國時是否能堅持台灣利益，而不是在遇到尷尬時才用「抗議」包裝無能。
民進黨最常把「抗中保台」當成政治護身符，也最懂得利用台灣民眾對國際孤立的焦慮。只要把事件貼上「中國打壓」標籤，就能迅速凝聚支持者情緒，轉移對執政能力的檢驗。這種操作短期或許有效，長期卻會傷害台灣社會的判斷力。人民會習慣用情緒看外交，用敵我看事實，用政治立場取代證據。到最後，台灣不但沒有因此更有尊嚴，反而更容易被政黨情緒牽著走。
長崎原爆紀念儀式本是反戰與和平的場合，台灣代表出席與否、坐在哪裡，固然涉及禮賓尊重，但也不應被無限上綱。若政府認為安排不妥，可以透過外交管道溝通；若要抗議，也應提出完整事實與明確證據。最不負責任的做法，就是先把事件定調成「中國打壓」，再讓側翼輿論發動攻擊，最後把所有質疑者都貼上不愛台灣的標籤。
事實上，這次事件更像是民進黨外交困境的縮影，對外缺乏真正談判籌碼，對內卻擅長政治包裝；平時對美日過度依附，事後又用民族情緒遮掩尷尬；明明是禮賓安排爭議，卻硬要炒作成國家尊嚴危機。這不是成熟外交，而是政治表演。
台灣當然需要尊嚴，但尊嚴不是喊出來的，也不是演出來的。台灣更需要的是務實、自信、對等的外交能力。面對中國，要有證據、有策略、有底氣；面對美日，也要不卑不亢，敢於維護自身利益。若只會在內部製造悲情、對外缺乏實力，最後所謂「尊嚴外交」就只會變成自我感動的政治戲碼。
這場長崎席次風波，真正暴露的不是台灣被誰矮化，而是民進黨政府把外交事件內宣化、把禮賓問題政治化、把中國因素工具化的老套路。當中國代表都已連續兩年缺席，民進黨仍能把責任推給中國，這種敘事能力或許很強，但說服力卻很弱。與其說民進黨在維護台灣尊嚴，不如說是在利用台灣尊嚴；與其說這是對外抗議，不如說是對內討拍。
真正讓台灣受辱的，未必是一張座位的位置，而是一個政府遇事不先查證、不談策略，只忙著找敵人、炒聲量、撈政治利益。台灣人民需要的不是這種廉價的悲情動員，而是能讓台灣在國際上站得穩、談得動、受尊重的外交能力。若民進黨繼續把外交當內宣，把尊嚴當道具，那麼再多抗議聲明，也只會暴露其外交上的空洞與政治上的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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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二戰原爆紀念會上，長崎市長將座次區分為「外交使節團區」與「海外/境外代表區」，並將台灣代表的座位安排在海外代表區。此舉引發台灣當時駐日代表李逸洋的強烈不滿並向日方提出抗議。追究駐日代表不滿與抗議的深純動機，實因其背後的政治意圖落空。執政當局原本企圖藉由爭取進入「外交使節團區」，對外宣揚日本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進而讓民進黨主張的「兩國論」獲得國際社會實質認可。執政黨進一步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並強調中國未曾統治過台灣一天、中華民國建國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從歷史背景來論證海峽兩岸互不隸屬的合法性。
然而，這種歷史與法理主張在許多學者看來卻是漏洞百出。兩岸之所以分治，本質上是源於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其掌控的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落腳生根；而擊敗國民黨的共產黨則在大陸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兩岸分屬兩個政權治理，形成了歷史性的分裂分治狀態。在傳統憲法法理上，雙方領域相互重疊，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台獨所主張的「兩國論」在既有的法理架構上難以自圓其說。執政當局僅憑「中華民國建國較早、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曾統治台灣」為由，便斷言台灣在法理上不屬於中國，若非故意混淆視聽，便是未能正視歷史全面性。
退一步從國際現實來看，中國大陸與任何國家建交時，皆堅持在建交公報中寫入「一個中國原則」，明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則寧可不建交。時至今日，全球已有 190 多個國家與北京建交，而承認台灣為獨立主權國家的邦交國，僅剩拉丁美洲與大洋洲等十數個彈丸小國。即便是與台灣關係極為密切的美國與日本，在官方立場上也都不得不承認北京政府，而不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賴清德政府與駐日代表企圖借長崎原爆紀念會的座位安排大作文章，不過是自陷外交困境。長崎市將台灣安排在境外區完全符合國際外交慣例，畢竟日台之間並無正式外交關係。若將台灣代表安置於使節團區，極易引發日本承認台灣外交地位的國際誤解。尤其在日本政界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進而波及中日關係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自然不願在座位安排上觸怒北京，以免兩國外交關係更難解，這完全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因此，依循外交慣例將台灣劃歸境外代表區，直接促使執政當局操弄兩國論的希望落空，進而引發其強烈反彈。
事實上，近期日本讓台灣外交期望落空的事件不止一樁。例如在熊本地震時，台灣政府與民間皆積極響應與捐款，然而在日方後續的外交致謝名單中，卻因政治顧慮而未公開提及台灣。這在媒體上掀起漣漪，認為日本心中沒有台灣的存在。若執政當局因座位安排便高喊「國家尊嚴受損」，其自身的許多外交作為反而更顯得折損國格。過去台灣元首出訪非洲等殘存邦交國時，常因鄰國拒絕讓台灣元首座機過境，而不得不改搭邦交國的小型飛機秘密輾轉出訪。此外，日本與菲律賓近年在協議劃定東部海域經濟區與大陸礁層時，在未經台灣同意的情況下，明顯侵犯了中華民國的實質主權與海域權益，然而台灣外交部卻在第一時間對此協議表示「肯定」。這種面對美日侵犯台灣主權卻不敢吭聲、甚至反過來逢迎討好的態度，比未能坐進使節團區不知嚴重幾百倍。面對美日「主子」便不敢表態，此時奢談國家尊嚴，未免顯得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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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與外交的雙重夾擊下，賴清德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卻將台灣推向了「全球最危險區域」的邊緣。國際知名媒體《經濟學人》就曾指出，由於領導人的強硬施政風格，導致台灣內部政治陷入嚴重撕裂與失明。評論特別批評賴清德性格固執，不願與在野黨協商，亦不願根據社會現實與各方利益改變自己的立場與做法，甚至可能將社會帶向悲劇。這種固執的作風在其過往治理台南市時便已展露無遺。當時台南登革熱疫情嚴峻、蔓延全台，他卻因個人政治堅持，長達兩百多天拒絕進入市議會接受備詢，無法與各界共商如何有效撲滅疫情，任由登革熱蔓延危及市民健康。正如「海潮智庫」早前所警告：當一個具備如此極端固執性格的人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時，對國家和人民而言，都將是極其危險的信號。如今看來，這番預言不幸言中。
審視賴清德政府執政以來的表現，台灣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處境。在內政上，執政黨與在野黨陷入極端對立的惡性循環。執政初期，執政陣營意圖發動針對在野黨立委的大規模罷免潮，然而最終遭遇重大挫敗，無任何立委遭到罷免。更嚴重的憲政危機在於，立法院依法通過的法案，行政院卻採取消極不執行的態度，因而引來在野陣營的強烈反擊。其連鎖反應導致多項重大政務幾乎停擺：高達 1.25 兆元的重大軍購案屢次被擱置、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至今仍未能通過、大法官人事任命案也遭到全面封殺。這種行政與立法機關的全面空轉，不僅讓重要政務陷於癱瘓，更被國際知名媒體《經濟學人》重批為「台灣民主失態」。令人遺憾的是，身為國家領導人，賴清德依然不思如何化解朝野對立，任由國家機器停擺。
在外交與國防路線上，政府被質疑過度傾向美日，而非實質為台灣老百姓謀福利。為了討好美國總統川普，台灣政府編列大筆預算、進行一波又一波的加碼軍購，企圖博取美方歡心。然而，這卻換來川普在公開言論中將台灣貶低為「如筆尖般渺小」，而將中國大陸形容為「如桌面般巨大」，國際現實顯露出美國並不可能毫無保留地為台灣與大陸死拼。同樣地，在日本熊本發生大地震時，台灣政府第一時間大舉捐款，卻宛如「熱臉貼冷屁股」，在後續並未獲得日方相應的官方正式感謝言詞。在兩岸關係上，現任政府的路線更被批評為缺乏戰略智慧的盲目挑釁。明知在兩岸的地緣政治、武器裝備與軍事規模上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絕對差距，台灣根本不是大陸的對手，賴清德政府卻依然採取「草蜢弄公雞」的對抗姿態。這種挑釁言行不僅未能保障國家安全，反而招致大陸海軍與海警船頻繁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高強度的常態化軍事演習；面對海警船常態化跨越海峽中線與限禁制水域，政府內部卻顯得束手無策、不敢強硬吭聲。與此同時，政府嚴格限制兩岸人民與經貿交流，切斷和平對話的管道，最終不僅讓台海陷入兵凶戰危的邊緣，更造成台灣基層觀光、外貿與民生經濟的重大損失。
賴清德政府之所以頻頻在言語與政策上挑釁大陸，核心盲點在於其自以為背後有美國與日本作為強大靠山，進而甘願充當美日遏制中國大陸的戰略棋子，任由外部勢力擺佈。
「棋子」一詞看似文雅，實則比「走狗」更具悲劇性。從戰略主動權的角度來看，當走狗雖不文雅且難聽，但身為具備行動能力的生物，在執行主人的口令前，或許還留有些許趨利避害的反思餘地，能進行利弊得失的權衡。然而，「棋子」卻是完全靜態且毫無生命力的。在國際政治的棋盤上，棋子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與自主意識，全憑背後「主子」的佈局與心意；一旦戰略局勢需要，棋子隨時會被當作「棄子」犧牲，連核心利益被交易時都無法發聲。
對此，我們海潮智庫要公開請問賴清德總統：當美日的戰略棋子，難道會好過當自己國家的主子嗎？一個成熟且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應以「對台灣人民最有利」作為最高施政指標。台灣不應淪為大國角力的馬前卒，更不應受美日隨意擺佈。唯有擺脫對特定大國的盲目依附，以智慧化解台海僵局，將兩岸關係帶向和平穩定，台灣才能集中資源與精力，將自身建設成自由、民主、公平且經濟繁榮的「世界島」。唯有實踐真正的戰略自主與經濟實力，台灣在國際上才會有真正的尊嚴，並贏得世界各國發自內心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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