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組「國家隊」示警關鍵礦產帶來新型風險；金融業也應重塑資金角色與風險模型，徹底掌握企業上游稀有零組件的供應風險。
2026年G7峰會已將關鍵礦產列為重要議題，討論建立關鍵礦產聯盟，協調庫存，透過國際能源總署建立資訊與預警平台，並降低對單一非G7來源的依賴。這顯示未來關鍵礦產市場可能形成雙軌結構：一方面是以成本與效率為核心的全球市場，另一方面是以安全、盟友、補貼與長約為核心的戰略市場。價格不再只是由供需決定，也會受到陣營、政策金融、國防需求與供應鏈安全溢價影響。對企業而言，最便宜的原物料不一定最安全；對銀行而言，最低成本的供應鏈也不一定最低風險。
危機感特別重的是歐洲。過去談到經濟安全，最常被提起的就是能源。烏俄戰爭後，歐洲深刻體會到過度依賴單一來源的代價。天然氣價格飆升、工業成本上揚、民生通膨壓力擴大，使能源安全不再只是環保或產業議題，而成為國家安全與經濟韌性的核心。
然而，當歐洲逐步降低對俄羅斯能源依賴之際，另一個同樣關鍵、卻更隱蔽的問題也浮上檯面：關鍵礦產。隨著電動車、風電、儲能、半導體、國防裝備與AI伺服器快速發展，稀土、鋰、鎳、鈷、銅、石墨、鎵、鍺、銻、永久磁鐵等原物料，已不再只是企業採購或大宗商品市場問題，而是新工業體系的基礎。鋰與鎳支撐電池供應鏈，稀土與永久磁鐵攸關馬達、風機與國防設備，鎵、鍺等特殊材料則影響半導體與光電通訊。換言之，關鍵礦產已成為晶片、清潔科技與國防工業能否持續運作的生命線。
歐洲企業過去習慣依靠全球化市場分工，以最低成本取得原物料與零組件；但當供應來源高度集中，且出口許可受到地緣政治影響時，自由市場的效率邏輯便不足以處理安全風險。近年中國陸續對部分關鍵礦產與相關材料實施出口管制，使歐洲更加警覺。另一方面，美國也透過國防、能源、進出口銀行與盟友合作機制，積極鎖定關鍵礦產投資與長期採購，使歐盟不只面臨中國的供應壓力，也感受到美國以更大財政與金融實力搶占戰略資源的競爭。
在此背景下，歐盟從2004年推動《關鍵原物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 CRMA）到2025年底的RESourceEU行動計畫，象徵關鍵礦產政策已從過去偏向市場調節，轉向由歐盟層級統籌、政策金融支援、公共採購協調與戰略儲備並行的「國家隊化」。這並不代表歐盟完全放棄自由市場，而是承認在高度地緣政治化的供應鏈中，市場價格無法完整反映斷鏈風險、出口管制風險與國家安全成本。當市場無法承擔這些外部風險時，政府、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銀行便必須共同出面，為供應鏈建立最後一道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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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關鍵原物料法案》設定明確的2030年目標：歐盟境內開採能力至少滿足年度消費量的10%，加工能力達40%，回收能力達25%，且任何單一第三國對特定戰略原物料的供應占比，不應超過歐盟年度消費量的65%。這些目標並非追求短期自給自足，而是避免關鍵節點過度依賴單一來源。換言之，歐盟不是要「脫鉤」，而是要「去風險」，讓危機發生時仍有替代供應與最低限度的產業運作能力。
RESourceEU則進一步把這套法規目標推向執行層面。其核心方向包括規劃建立歐洲關鍵原物料中心，並透過Raw Materials Mechanism強化供應鏈監測、彙整企業需求、協助買賣雙方媒合，同時推動長期採購合約與可能的戰略儲備。歐盟已於2026年4月啟動Raw Materials Mechanism平台，優先聚焦稀土、電池材料與國防相關原物料的需求彙整與媒合。這個平台本身未必直接成為買方，但可協助歐盟掌握企業實際需求，提高集體議價能力，並分散供應來源，降低個別企業單打獨鬥面對中美競爭的壓力。
許多歐洲本土礦產、回收與精煉項目，成本往往高於中國或其他低成本供應來源。如果國際價格被壓低，歐洲本土投資可能難以存活；但若完全依靠進口，一旦遭遇出口管制或地緣政治衝突，產業損失又可能遠高於平時節省的成本。因此，歐盟與G7開始討論價格穩定工具、長期採購合約、公共採購、補貼、保險與政策性擔保等機制，目的在於把原本由企業單獨承擔的供應鏈風險，轉化為政府、金融機構與產業共同分攤的風險。
從金融角度觀察，這項政策最值得注意的是：關鍵礦產正在從「大宗商品融資」轉變為「經濟安全融資」。過去銀行或投資人評估礦業與材料項目，主要看資源量、價格、現金流、開採成本、環境風險與抵押品價值。如今，金融機構還必須評估供應鏈集中度、出口管制風險、是否被列入戰略項目、是否有長期採購合約、是否取得政策性擔保，以及是否符合國家或歐盟層級的產業安全目標。這也說明，關鍵礦產政策不可能只靠市場價格誘因。
歐洲真正的問題並不只是「有沒有礦」。稀土礦即使被開採出來，若缺乏分離與精煉能力，仍無法直接用於電動車馬達、風力發電機或國防設備。鋰礦或鹵水若無法轉化為電池級材料，也無法支撐電池產業。這也是為何回收與循環經濟在歐盟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從永久磁鐵、廢電池、電子廢棄物到工業副產品，未來都可能成為「城市礦山」。對歐洲而言，回收不只是環保政策，而是供應鏈安全政策。
對台灣而言，這項轉變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台灣雖然缺乏天然礦產，但擁有電子製造、半導體、ICT與精密拆解回收的產業基礎。台灣企業過去競爭優勢主要來自製造效率、技術能力、客戶關係與彈性管理。但在關鍵礦產逐漸武器化的時代，台灣不能只關心晶片製造與終端出口，也必須更系統性地掌握上游材料、特殊氣體、稀有金屬、永久磁鐵、電池材料與設備零組件的供應風險。若能把電子廢棄物、廢電池、磁材與特殊金屬回收提升到戰略產業層次，台灣也可能在部分循環材料與高值化回收技術中建立新的金融與產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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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金融業與政策金融機構的角色應從「被動提供資金」轉向「主動建構韌性」。銀行不只是企業需要資金時的融資者，也可以是供應鏈風險資訊的整合者、長期採購合約的融資者、海外投資的風險分攤者，以及政府產業政策落地的金融執行者。若台灣要在半導體、AI、國防、能源轉型與電動車供應鏈中維持戰略位置，金融體系必須及早理解關鍵礦產所帶來的新型風險。
此外，綠色金融與永續金融也需要重新理解關鍵礦產的兩面性。一方面，鋰、鎳、鈷、稀土與銅是能源轉型不可或缺的材料；另一方面，採礦與加工本身也可能帶來環境破壞、社會衝突與人權風險。銀行若支持相關項目，不能只以「綠能供應鏈」名義視為永續，也必須審查環境影響、社會接受度、勞動條件、原住民族權益與治理透明度。未來真正成熟的關鍵礦產金融，應同時兼顧供應鏈安全與ESG風險，而不是在經濟安全名義下忽略環境與社會成本。
總體而言，歐盟成立關鍵礦產「國家隊」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政府要取代市場，而在於承認市場無法單獨承擔地緣政治時代的供應鏈風險。過去全球化時代，企業追求最低成本、即時庫存與效率最大化；但在中美競爭、出口管制、戰爭風險與科技封鎖交織的時代，產業政策必須重新納入安全、韌性與備援能力。關鍵礦產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位於所有未來產業的起點：沒有材料，就沒有電池；沒有磁鐵，就沒有馬達；沒有特殊金屬，就沒有先進製造與國防科技。
對歐盟如此，對台灣亦然。未來的競爭，不只是誰能設計更好的晶片、製造更有效率的產品，而是誰能在危機發生前，先建立更穩定、更透明、更具韌性的材料與金融支撐體系。關鍵礦產已不再只是礦業問題，而是金融問題、產業政策問題，也是國家安全問題。歐盟的轉向，正提醒台灣：在新一輪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真正的安全不只在工廠裡，也在礦山、港口、回收廠、長期合約、政策金融工具與銀行資產負債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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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暨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本文選自199期台灣銀行家雜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