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岳健勇觀點：比「崛起」更重要的問題─中國內求穩定外求「冷和平」的行為邏輯

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究竟源於實力增長、制度結構，還是意識形態與領導人意志？面對中國的崛起，這幾乎成為國際社會最激烈的爭論之一。有人相信「國強必霸」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有人將中國的強勢視為民族主義膨脹的結果，也有人認為，對華強硬本身不斷塑造著一個越來越危險的中國。然而，這些解釋大多停留於現象，而未觸及中國行為背後的根源。

理解中國，關鍵不在於判斷它有多強，而在於理解它沿著怎樣的發展道路走到了今天。真正塑造一個大國戰略行為的，並不僅僅是經濟總量、軍事實力或民族主義情緒，而是其發展方式所形成的制度結構、利益格局與安全認知。不同的發展道路，塑造不同的大國行為。

本文認為，當今中國既非戰後德國、日本那樣完成自主工業趕超的成熟經濟強國，也遠未成為能夠與美國全面抗衡的全球性大國。它更像一個實現了「半邊緣崛起」（semi-peripheral rise）、卻尚未完成自主發展的准超級大國（quasi-superpower）。正是這種「半邊緣「發展路徑，塑造了其深刻的結構性不安全，也決定了其對內追求絕對穩定、對外尋求「冷和平」的戰略邏輯。理解這一發展邏輯，是理解中國行為、避免戰略誤判的真正起點。

理解中國行為，首先必須回答一個比「中國是否崛起」更重要的問題：中國究竟是怎樣崛起的？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增長奇跡。國際社會關注的多是這一奇跡本身，卻較少追問它賴以形成的發展道路。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式，不僅決定財富積累的來源，也決定國家能力的性質；不僅塑造經濟結構，也塑造戰略行為。

全球化為中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其高速增長主要建立在全球化塑造的國際分工之上。依託出口、外國投資和跨國產業鏈，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之一。然而，增長並不等於發展。興起於1980年代初的第三波全球化鼓勵外向型增長，卻排斥產業政策和進口替代，其制度邏輯更有利於增長，而不利於後發國家通過自主發展實現經濟趕超。因此，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發展戰略，有別於戰後德國、日本，也不同於東亞發展型國家所採取的自主發展模式；它並不是一條建立在自主工業化、自主創新和國內資本積累基礎上的發展道路。

這一區別決定了中國崛起的性質。今天的中國，並非一個完成自主發展的成熟經濟強國，而仍然仍處於依附發展所塑造的「半邊緣崛起」階段。它的力量來自全球化，它的約束也來自全球化。正是這種發展路徑，塑造了中國的結構性不安全，也構成理解其戰略行為的真正起點。

依附發展帶來的最大悖論在於，它在成就中國力量的同時，也在滋生中國的不安全感。

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不僅取決於經濟規模，更取決於它能否自主掌握決定國家發展的關鍵資源。當增長越來越依賴外部市場、關鍵技術、國際金融和全球供應鏈時，經濟規模越大，對外依賴也可能越深。力量與約束，並非彼此對立，而是共同產生於同一發展過程。 （相關報導： 花俊雄觀點：「去中國化」23.6兆美元的代價太大，歐美承擔不起 ｜ 更多文章 ）

對於中國而言，依附發展不僅造成了對外部體系的深度依賴，也重塑了國內利益結構。增長帶來的財富並未同步轉化為社會整合，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利益集團化和治理成本上升。對於一個將政權安全置於首位的體制而言，這種內部脆弱性比任何外部壓力都更值得警惕，因為政治穩定始終是統治者最優先考慮的問題。

這種不安全，根源不在國力，而在依附發展本身。它一方面製造了對國際體系的深度依賴，另一方面不斷積累內部治理壓力，使外部約束與內部焦慮成為同一發展路徑的兩種表現。

當這種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維繫自身時，中國面對的已不僅是經濟增速放緩，而是原有發展路徑逐漸逼近其制度邊界。對於一個無法擺脫依附發展的大國而言，最大的安全挑戰，不僅來自外部競爭，更來自外部約束與內部壓力相互強化所形成的結構性風險。正因如此，結構性不安全不再是一種潛在風險，而成為中國發展與國家安全必須面對的現實條件。

中國今天面臨的戰略困境，不在於如何取代既有國際秩序，而在於避免這一秩序發生劇烈動盪。正如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指出，並沒有充分證據表明中國意圖摧毀現有國際體系；相反，它更希望從這一體系中獲得更多利益。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如此？

答案正在於中國的發展路徑。

一個通過依附發展實現崛起的大國，其力量本身已然深深嵌入既有國際體系。國際市場、全球供應鏈、國際金融和海上貿易網路，不僅構成其發展的外部環境，也是其力量的重要來源。因此，中國越依賴全球化實現增長，就越難承受國際體系的劇烈動盪。

於是，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出現了：外交辭令日趨激烈，戰略目標卻始終避免失控；競爭不斷加劇，風險卻始終受到控制。它所採取的強硬姿態，更多體現為一種具有選擇性的戰略施壓，而非不計後果的全面升級；面對足以改變其外部發展環境的戰略壓力，中國通常傾向於控制風險，而不是突破風險。

政權安全始終優先於地緣擴張，因此北京真正想要的，並非全面戰爭，也非全面對抗，而是一種競爭持續存在、卻始終可控的長期外部環境——不是「世界政策」（Weltpolitik），而是「冷和平「（Cold Peace）。

這種戰略選擇，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民族主義，也不意味著不會採取強硬外交。民族主義構成了維繫政權合法性的重要資源，強硬姿態也往往服務于政權安全的現實需要。但兩者更多體現為維護政權安全的治理工具，而非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擴張性意識形態。對於一個長期處於結構性不安全中的大國而言，最大的目標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在持續競爭中確保自身不會失去穩定。

因此，當代中國更準確的定位，絕非一個準備發動大戰的擴張帝國，而是一個視「安內「為頭等大事、眼睛向內的不安分帝國（an inward-looking restless empire）。依附發展的「半邊緣崛起「（semi-peripheral rise）成就了中國力量，也劃定了這種力量的邊界：它必須參與國際競爭，卻不能容忍競爭演變為失控的衝突。

今日之中國，既非一個準備徹底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革命性強權，亦非一個註定和平崛起、安於現狀的大國。它更像一個受困於「半邊緣崛起」，始終未能完成自主發展轉型的准超級大國。

對於一個將政權安全置於首位、又深度依賴全球體系的發展中大國而言，維持競爭而不失控，遠比通過戰爭重塑世界秩序更符合其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冷和平」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其發展路徑與國家結構共同作用下的戰略歸宿。

對於國際社會而言，真正危險的，不是高估中國，也不是低估中國，而是脫離其發展邏輯的誤判——高估製造恐懼，低估滋生傲慢，兩者都最終指向同一個結果：對中國崛起性質的誤讀。

理解中國崛起的真實路徑，才能理解中國行為的邏輯。理解，並不意味著認同；解釋，也不意味著辯護。任何建立在正確認知基礎上的戰略判斷，都比建立在歷史類比、意識形態或情緒反應之上的判斷，更接近現實，也更接近和平。 （相關報導： 花俊雄觀點：「去中國化」23.6兆美元的代價太大，歐美承擔不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