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杜宗熹專欄：從爭吵誰來當兵、到搶放颱風假 台灣人的苦悶有誰能知？

強烈颱風「巴威」本週襲台，因為暴風圈預定侵襲的時間，橫跨了週五與週六，各界都希望能夠有颱風假可以休息，這也讓全台各縣市的地方首長，不得不對民意「從善如流」。即便颱風登陸的時間表不斷延後、規模也有所縮減，但面臨今年2026年的「九合一大選」，任何地方諸侯都有「輸不起」的壓力，造就了「寧可錯殺一萬、不可以放過一個」的問題。

東亞地區長年受到颱風侵擾，自從筆者有記憶以來，每年暴風圈登陸台灣本島的颱風，平均大概不下2至3個，而放不放「颱風假」，更是成為縣市首長必須要考的「必選題」。就以現任總統賴清德來說，他的「賴神」封號，源自於他在2012年台南市長任內，碰到「天秤」颱風來襲時，獨排眾議堅持不放颱風假，且精準預測台南未達標準而聲名大噪。

不過，賴清德的這項「賴神」稱號，後來也隨著後來數次颱風假決策失準，如僅放半天、或宣布時間太晚引發民怨，因而在坊間也有了「賴半天」等調侃。平心而論，國內地方首長幾乎沒有氣象專業背景，所以無論是「賴神」、還是「賴半天」，都是一種「父子騎驢」或是「過猶不及」的批評。在厭惡政治人物「造神」的同時，各界也應該去思考背後深層的原因。

筆者過去曾跟香港商界朋友討論，他們告訴筆者，香港政府對於颱風假有非常清楚的標準，而且條件遠比台灣嚴苛，可以說是用「小時」為單位來計算。根據香港政府勞工處頒布的《惡劣天氣與「極端條件」下工作守則》，當氣象台發布「八號風球」後，才會讓民眾提前下班回家。而若是在上午解除颱風警報，則僱員通常需要在警報解除後的2小時內，就返回自身的工作崗位。

在概念上，香港與台灣的颱風假是「無薪假」的本質不同，而是一種以保護員工安全的角度來出發。此外，由於發布與否是取決於氣象部門的警告，因此行政影響被降到很低。當然，如果颱風在香港造成了嚴重災情，香港政府可能會發出「極端情況」公布，效力等同於「八號風球」，指示除必要人員外的全港僱員，都可以繼續「停工」。

不過，台灣民眾希望能夠有「颱風假」，不能只從單純的「政治角力」來看待，而應該從更廣泛的社會需求與民心思變來看。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雖然台灣經濟還在成長、有時成長數據也相當亮眼，但在貧富差距加大、物價漲幅不斷的同時，對於大部分的普羅大眾來說，即便只是「無薪假」，但因為能夠「休息」一天，無疑是對自己緊迫的日常生活，有了「不無小補」的作用。

所以，當我們在分析「要不要放颱風假」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關注背後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乃至於國際局勢的結構性原因。從長期來看，台灣的勞工所得長期偏低，勞務報酬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更是從1990年代的50%以上，下降到陳水扁前總統時期的47%左右、現在更降到43%。這也顯示，同樣付出勞務，勞工分享到的經濟果實不如以往。這一點，並非近年台美股市大漲所能解決。 （相關報導： 杜宗熹專欄：台美關係的維持依靠台積電赴美？台日友好已成「過去式」？ ｜ 更多文章 ）

更重要的是，自新冠疫情結束以來，國內外物價大幅上漲，讓原先就已經捉襟見軸的基層勞工，生活更加困苦。筆者10多年前碩士畢業、退伍至今，不但年輕世代的薪水成長不多，而房價與物價的重擔更是讓人無法承受。尤其對於最近10年基本上長居國外的筆者而言，每次回台灣都被「貴到」。讓人不禁懷念自己的學生時期。

筆者最近10年當中，曾在中國大陸（上海）、澳洲、日本等地居住，並且在不同的國籍的公司工作，領過新台幣、但也曾領過美元、歐元與澳幣的薪資。筆者更是經常往返香港、東南亞等鄰近地區，筆者深感特別是最近5年，也就是新冠疫情結束之後，台灣的物價可謂是「徹底失控」。

這中間當然有國際因素，例如俄烏戰爭、美伊戰爭等外部因素使然，但若對比亞太鄰近地區，我們即便不與日本相比，就拿香港來說，雖然台灣的薪資與香港完全不成比例，但香港的物價在台幣並未大幅升值的情況下，與台北的物價差距日漸縮小。甚至有移民香港的朋友戲言，在香港的超市「買菜」，比在台北買還要便宜。

另外，雖然從理論上來說，台灣的「少子化」造就了普遍的缺工現象，以及必須要以外籍勞工等相關的勞動力來補足，但基層員工的待遇、福利，考慮到物價上漲的幅度之後，很可能還是不增反減。這也導致了年輕世代往往「暮氣沈沈」，社會上也經常引發勞資、消費者和供應商之間的衝突，造就了不必要的問題。

當然，同樣面臨少子化問題的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日本實質薪資並未成長的情況下，日本社會的排外情緒日漸嚴重，有「富裕的外國人VS貧困的日本人」這樣想法的人並不在少數。然而，若是將自身的困苦問題，都學習美國總統川普與右翼支持者，將壓力轉移到「外部」，這無疑是沒有看見自身的問題。

在低薪、高物價、高房價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下，最直接的反應大概就是少子化的趨勢不但無法逆轉，而且人口減少的幅度還有逐年「加速」的現象。根據最新公布的人口數據，今年上半年我國出生人口數僅4.6萬人左右，全年一般來說，預估也僅在9萬上下，超過10萬新生兒的機率並不高。這種「溫水煮青蛙」的現象，對比軍購的金額，恐怕才是真正的國安危機。只是美國人沒看到就算了，我國自己也沒有看到。

試想18年之後，筆者應該還沒有退休，而現在這些新生兒，將是我國未來社會的主力。除了要負擔龐大的勞務壓力、社會福利壓力和租稅負擔外，這些新生兒也是未來的兵役來源。無論是志願役還是義務役，都無疑會受到新生兒數量減少的影響。如果不改變依據性別徵兵、也不提高軍人的待遇、甚至不減少國軍員額的情況下，未來「缺兵」的情況，也是可以預見。

目前國軍的員額、現編比與真實的軍士官兵人數，各有不同的統計方法，但至少數據公認都在16萬人以上。未來如果每屆新生兒（男性）只剩下5萬人，我國又該如何維持現有的國軍編制呢？難不成要徵調中老年男性，前來補充不足的兵役員額嗎？ （相關報導： 杜宗熹專欄：台美關係的維持依靠台積電赴美？台日友好已成「過去式」？ ｜ 更多文章 ）

而基層教育環境面臨的困境，更是無從解決起。近年來，許多教育界的朋友都反應，「師道」以不存在久已，而家長們自救的方式，則是把小孩送往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希望私校可以負擔起培育自身子女的責任。就以筆者畢業的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來說。筆者自高中畢業至今已超過20年，但想擠進延平中學、特別是國中部窄門的人，並沒有隨著少子化而減少，甚至近年的考生可謂是越來越多，實屬荒謬。

更重要的是，在這樣貧富不均、物價大漲的社會當中，許多人不但沒有自己是「受害者」的自覺，更在股市的榮景與為政者的虛假說法中，成為反過來「嘲笑」不同意這類看法的人，這個才是真正最為重要的問題。當我們不想當高房價、高物價模式下的「盤子」時，會有另外一批人前來嘲笑：你們是不是股市沒賺到錢？更是荒謬。

在筆者來看，台灣與國際社會脫離已久，對於國際上同代人的生活，完全不知真相。以同為「亞洲四小龍」、但所得早已超出台灣許多的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由於有「組屋」等政策，房價仍控制在一定的範圍，青年人在20多歲結婚時，仍然有相對便宜、可負擔的（affordable）的住房選項。而日本企業則多半補貼員工交通費，歐美企業則有更多的年假和彈性的工作模式，這都是我們面對未來時必須學習的指標。

而在青年白領階層的薪資上，無論是上海、香港、韓國、新加坡還是許多鄰近國家，早已超過台灣，只是「井蛙」們不願意面對而已。而若對比生活品質，諸位可以走一趟亞太鄰國的超市，再細算一下當地如交通費、能源價格、車價與其薪資的比例，筆者相信，只要大家數學夠好，都會對自己現有的生活，無論有沒有問題油品，都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總而言之，發現問題、承認問題、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如果被剝削的青年世代勞工，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苦難」是怎麼造成的，而只會把目光放在自己半徑5公尺以內的範圍，那想要脫離這份「苦難」，這是不可能的。只有當社會各界對於台灣的未來有共識時，我們才能繼續向前走。 （相關報導： 杜宗熹專欄：台美關係的維持依靠台積電赴美？台日友好已成「過去式」？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