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近年最能代表台灣司法現況的案件是什麼？
不是動輒數十億元的詐欺集團，不是跨境洗錢，不是毒品犯罪，也不是黑幫暴力，而是一杯七十五元的燕麥奶拿鐵，以及一個曾經鬧上新聞版面的電鍋。
一名超商店員，在連續工作十八小時後，因疲勞忘記替自己沖泡的七十五元拿鐵結帳，竟一路歷經警詢、偵查、起訴及一審有罪判決，直到二審才獲判無罪，高等法院更罕見以旁論提醒雇主、檢察官及一審法院，刑法不應輕易介入本可由企業管理或勞資制度處理的問題。
這起案件讓人想起先前的「電鍋案」。兩案案情不同，卻共同映照出一個更值得憂心的現象：司法資源正逐漸陷入「大案難辦、小案重辦」的失衡困境。
真正值得檢討的，不是哪位法官、哪位檢察官，而是整個司法體系的風險管理邏輯。
所有現代政府都強調風險管理。警政有治安熱點分析，消防有火災風險分級，金融有洗錢風險評估，公共衛生有疫情分流，醫院急診更有檢傷分類制度。有限的人力、時間與經費，必須優先投入高風險、高危害事件，這是現代治理最基本的原則。
唯獨司法，似乎仍停留在「只要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就一路辦到底」的思維。
於是，一杯七十五元咖啡，可以動員警察、檢察官與法院；一個電鍋，可以歷經完整刑事程序；但另一方面，詐欺集團、毒品犯罪、跨境網路犯罪、人口販運及重大經濟犯罪，卻因案件龐雜、人力不足而審理曠日廢時。這不是司法太忙，而是司法沒有把有限資源配置到風險最高、社會危害最大的地方。
風險管理有一句重要原則：「不是所有風險都要用同樣的成本處理。」司法亦然。刑法本來就是最後手段，而不是第一選項。當企業管理失當、職場疏失、勞資爭議，甚至一時疲勞造成的失誤，都直接刑事化，司法便不再是守護社會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而成了替企業管理善後、替組織紀律背書的工具。
高等法院這次判決最值得肯定的，不只是改判無罪，而是旁論中所透露的治理思維：雇主應承擔管理責任，檢察官應善盡公益代表人的把關義務，法院更應回到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審慎判斷是否真有不法所有意圖。這其實是在提醒整個司法體系，真正需要的是風險辨識，而不是程序慣性。
然而，一件案件最後改判無罪，並不代表制度沒有問題。對當事人而言，警詢、移送、起訴、審判、前科陰影、工作壓力與社會眼光，都是真實存在的成本。制度若總是在二審才完成修正，代價早已由人民承擔。
從公共政策角度來看，真正成熟的司法，不是依靠二審一次次糾正個案，而是在偵查初期便建立風險分流機制，依據法益侵害程度、主觀犯意、社會危害性及公共利益，決定哪些案件應優先進入刑事程序，哪些案件應透過行政、民事、調解或企業內部管理處理。這不是放縱違法，而是讓刑法回歸最後手段，也讓司法資源發揮最大的公共價值。
七十五元拿鐵案與電鍋案，看似只是兩件生活小事，卻共同照見一個更大的制度盲點：我們一直要求政府做好風險管理，卻很少追問司法是否也需要風險管理。
如果司法連案件的輕重緩急都無法有效辨識，再多的人力、再大的預算，都可能只是把有限資源耗費在低風險事件，真正高風險、高危害的犯罪反而因此被延宕。
真正值得人民擔心的，不是一杯咖啡值七十五元，也不是一個電鍋價值多少，而是司法若持續欠缺風險治理思維，下一次被送進刑事程序的，也許只是另一個疲憊工作後忘記結帳的人；而真正危害社會安全的犯罪，卻仍在有限資源中排隊等待。
司法最大的風險，從來不是偶爾判錯一件案子，而是整個制度，把有限的司法能量放錯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