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關於「再毛化」的思考─在文革的陰影下，偉大民族安能復興？

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應長風基金會之邀，在文革六十週年之際發表專題演講，從紅衛兵流變談到晚近對於中共高層的影響加之張登及老師與談時從旁以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歸納中共四大領導傳統，幾乎全盤梳理文革在政治制度上、人物塑造上、歷史循環上如何框定未來中共權力移轉的發展架構，就這部分，兩位大儒既已有言，作為後進似亦無從提出新見，述而不作已矣。

不過，正如吳玉山院士前幾年提醒的，近幾年來，習近平的領導風格似乎有複製毛澤東晚期的態勢。毛晚期，也正是文革晚期，因此這種「再毛化」的趨勢，是否代表毛的領導風格將被習繼承，進而影響到兩岸格局，在學理上非常值得研究，這也是為何吳國光教授在對談中拋出「寡頭（Oligarchy）——專政（Tyranny）」這種歷史循環的可能。按其推敲，在習之後，恐怕又會從當前的專政回歸寡頭。

「再毛化（Re-Maozisation）」作為晚近政治學界才出現的名詞，其基本特徵是中共領導結構的政治權力再集中、既有制度再瓦解、社會控制再擴大，且一改江湖時期的寡頭政治、邁向一人專政。至於這能否與吳國光教授的構想相呼應，尚非本文能處理的命題，但在這個脈絡之下，可以進一步討論這場對談中被時間壓縮掉、卻更貼近大眾的問題：再毛化是否會增加兩岸衝突的風險？

在習近平不斷收緊權力分配的這幾年，美中兩強競逐格局均維持「鬥而不破」的態勢，這點基本上一貫為兩岸學者所肯認，舉凡臺大政治系名譽教授張麟徵（2010年）、我國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2012年）、陸方前駐美大使周文重（2017年）、政大外交系教授吳崇涵（2022年、2024年）等皆然。儘管文攻武嚇不斷，且自裴洛西訪臺以降，連年出現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軍演，但在此一格局之下，回顧陸方戰略優勢，恐怕就會發現機理上的不同。

首先，若依照「東升西降」的基本脈絡，陸方所圖的偉大民族復興，大致以消耗戰為根本。以科技戰備為例，縱使中共佔據了九成以上的稀土資源，但因難以操作且污染問題嚴重，且耗時極高，因此短中期內，晶片的重要性依然比稀土更高。又如面對內部經濟下行，中共當局為了穩定內部經濟備戰，所需耗費的心力不小，如《民營經濟促進法》就一改近年打擊民營企業的態度。

針對再毛化中加強社會控制之一部，學界常謂習因成長背景而有強烈的不安感，因此可能為了鞏固政治權威發動臺海戰爭，這種說法從國關理論中的「聚旗效應」出發，易言之，國家面臨重大外部危機時，輿論會基於國族心理擱置國內政治爭議、團結國家對外抗敵，領導人支持率將在短期內急遽上升。 （相關報導： 文革60週年啟示》吳國光：習近平深陷「權力恐懼」，中共21大將迎大洗牌 ｜ 更多文章 ）

這在其第一任期內或有詮釋空間，但習當今毫無敵手，若謂有其必要，實屬謬然；又如近期所頒布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此顯然為控制程度增強的重要訊號，若內部控制得以增強，何以訴諸風險更高的戰爭尋求外部正當性？再者論，雖然前幾年出現的白紙革命等民心動搖的跡象，但如吳國光教授所稱，當前大陸人民能如文革時期的民眾，被「原子化」（atomized）的機會不高，群眾經過歷代教育，能被革命情感鼓動者稀。

另一種「不安感」的人格分析認為，習為了掌握權力，必須得大量清洗高層，替換成自己的人馬，但從幹部改革的情形來看，也很難看出習有任何在短期內開戰的動機。改革開放以來，幹部選拔曾逐漸由毛時代強調政治忠誠的「紅」，轉向重視治理能力與專業的「專」，如今則演變為要求兼具政治忠誠與專業能力的「又紅又專」，但忠誠始終是更高的門檻。

在此背景下，即便高層都已是自己的人馬，但清洗依然已成運作慣例，且如吳國光教授揭示的、自文革時代承繼的、嚴格的幫派政治傳統，各派系間相互舉發貪腐，再加上習刻意透過打貪塑造各派系之間的制衡，這種情形恐怕只會加劇。依吳國光教授推斷，在二十一大，為了維持政權活力與接班秩序，中共中央委員會必然會湧入不少年輕世代，制度化信任被摧毀的現象，未來恐怕會因幹部「年輕化」而進一步激化。

不只政治，軍事亦然。政大國關中心在去年張又俠落馬後即時舉辦的座談會，直接點出了陸方東部戰區領導人才空虛的問題。第一，中共建軍近百年以來，軍方自成一體系，當前軍方高層頻繁遭到清洗，按張登及教授概括累計，軍方這些「掉落的星星」可能已經破百，習連個人親信都可以不顧情面的情況下，政軍之間更無法建立信任。準此，繼任者勢必會受限於寒蟬效應，解放軍在科研、危機處理能力都大幅降低，在戰術層面，維持保守恐怕是較合於制度理性的邏輯。

講座中提到的關鍵，正在於習的成長背景。因為習父遭毛清洗的緣故，一度曾遭共產黨迫害，直至下鄉之後，1975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這代人因受上山下鄉運動影響，一般人的求學時期，他們大多都在從事政治運動，因此常被訕笑缺乏文人氣息。

實際上，依照吳國光教授的分類，除了習以外，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趙樂際、王寧、蔡奇、李希均屬工農兵學員。若此，可以見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氛圍一致，習個人的政治權威又定於一尊，內部壓力可控、外部局勢傾向持久戰，加之政軍信任亟待重建、經濟下行迫在眉睫之際，「再毛化」應當不會讓兩岸衝突風險顯著增高。

或有論者批評此種推斷言之過早，但需注意者為，吳國光教授所談及的若干變因，尚非本文所能顧及的範疇。無論如何，究諸現實，再毛化雖然持續，卻未必撼動大陸政治的基本結構：政治權力雖然再集中，但但習個人未見有以戰爭重塑合法性的迫切需求；既有制度雖然再瓦解，卻仍有高度集權作為替代；社會控制雖日益擴張，人民卻已難以回到文革年代那種高度革命動員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終究是一位「工農兵學員」。對這一代領導人而言，文革留下的不只是革命理想，更是對政治失序的深刻記憶。他們的人生在權力鬥爭、政治運動與秩序崩解中完成政治社會化。因此，相較於毛澤東以革命不斷打破既有秩序，習近平更傾向透過權力集中、防範風險與持續控制來維繫既有秩序。就此而言，再毛化所復興的，毋寧是毛時代的統治技術，而非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政治性格。 （相關報導： 文革60週年啟示》吳國光：習近平深陷「權力恐懼」，中共21大將迎大洗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大國際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臺大國安社國際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