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專文：劉曉波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蔣培坤

2005年初春，我從四川到北京，潛伏在老友忠忠的出租屋裡，一個多星期不敢露面。直到三月的北京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了，定點監控由緊繃到鬆懈，劉曉波才趕過來，帶我去仰慕已久的丁子霖和蔣培坤（他們夫妻倆是「天安門母親」運動主要創始人）老師家。

聊了兩個多小時。當然，主要是他們聊，我插不上嘴，就傻瓜似地洗耳恭聽。末了，我把劉曉波（他當時是海外網刊《民主中國》的主編）剛剛發給我的4000元稿費掏出來，要捐給「六四」難屬群體。丁老師不收，說，你自己都困難。我說不困難，有肉吃有酒喝還有到處亂跑的閒錢。可丁老師依舊不收，說，難屬們是需要幫助，我們也不拒絕捐款，但你的作用不是捐款。

看我有些困惑，丁老師就埋頭寫了一張卡片遞給我：「能抽空去看看這對夫婦嗎？要不，打個電話也行。你們是同鄉。」這卡片上寫著的，是「六四」死難青年吳國鋒的父母——吳定富、宋秀玲的電話和位址。

回程途中，我把稿費塞給劉曉波，央求他代轉（很快，我就接到收據，丁老師已將這筆錢轉給了「六四」難屬楊銀山和傷殘者楊子明）。接下來，幾經周折，我去了四川新津縣探望吳國鋒的父母。這次深度專訪，後來收錄入我的《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一書。文章首發在2005年5月19日的《民主中國》，引起了連鎖反應。有多位流亡美國的人士通過各種管道聯繫我，說要給因病割除了一個腎臟、生活困難的吳國鋒老爸捐款。

其時，我正在閱讀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的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凱爾泰斯是匈牙利籍的猶太人，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在書中，他寫下自己為什麼拒絕成為一個父親。 （相關報導： 廖亦武觀點：無處話淒涼—「劉曉波在福爾摩沙」 ｜ 更多文章 ）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不！」，不是深思熟慮的，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

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麼艱難，儘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麼……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我從以上文字推斷，凱爾泰斯沒有孩子；在妻子這次墮胎之後，他也再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斯永遠記得，一個十四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捨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裡，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注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同時，答錄機裡，我剛剛訪問過的，那個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這個叫吳國鋒的孩子，長大後去了北京，進了大學，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就是「六四」。他被戒嚴士兵的刺刀捅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無盡頭。試想，如果把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斯，這個孩子會生下來嗎？當他知道，生下這個孩子，21年後，這個孩子，會死在他的國家，死在士兵的刺刀之下？

再如果，把凱爾泰斯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以免只要思想，就會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頭。

「不！」，我關掉了答錄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

《子彈鴉片》是2012年在臺灣出版的。它被稱之為文學紀實，但其實它更是一本證詞。書中我自己最珍視的，是對吳定富夫婦的這篇專訪。敘述平淡無奇，只是一對暮年夫婦追憶他們的孩子。這個孩子，很可能是死於天安門屠殺的數千孩子中，最有想法的那一個。在物資匱乏的1980年代，中國有照相機的人還很罕見，不滿21歲的吳國鋒，不僅逼著父母寄錢買照相機，還拿著相機上街去記錄歷史——這太超前了。所以劊子手急了，要搶他的照相機，他攥緊不讓。對付絕大多數人的，是子彈和坦克，唯獨對他，是刺刀直來直去插了七下。他的雙手握住刀鋒，他倒下，卻要坐起來，眼睛大睜著。他的眼睛——那是另一台照相機。

事過多年，我瞭解並記錄了這一瞬間，我只後悔，我的文字還不夠有力。

那之後我再次去北京。2005年5月26日下午，經藝術家高氏兄弟介紹，我與畫家武文建結識，自此拉開長達數年的尋訪所謂「六四暴徒（其實是社會底層抗暴者，政府稱他們為暴徒）」和普通政治犯的序幕。

2006年歲末，在北京一家餐館包間，「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被授予獨立中文筆會第四屆自由寫作獎。全國各地的三十多名異議作家應邀到場，劉曉波起立鞠躬，致了長達萬言的頒獎辭，中途幾度哽咽： （相關報導： 廖亦武觀點：無處話淒涼—「劉曉波在福爾摩沙」 ｜ 更多文章 ）

痛失愛子的一刻，她站起來，在專制鐵鉗下，以遇難者家屬的身份發出第一聲吶喊。從此，她開始了另一種人生，百折不撓地追尋六四死難者，讓那些冤魂的家屬們從絕望的陰影走到陽光下，以母愛為紐帶，互相扶持，互相聯絡，互相激勵，直到十七年後的今天，形成了有一百一十多名六四難屬參與進來的天安門母親運動……

從1994年的《六四受難者名冊》、1999年的《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到最近的這本《尋訪六四死難者》，她的浮雕般的文字令所有經歷過那場屠殺卻刻意回避的社會、歷史及新聞學家蒙羞，也令所有自稱「倖存者」的知識份子蒙羞，更令那些經歷過逃亡、失落、回歸，最終大徹大悟，懂得利用國內外、東西方的制度差異，玩弄政治、經濟、文化平衡術的時代精英蒙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令我們這類自以為做得不錯的學者和作家蒙羞……

七十歲的丁子霖致答謝辭，她追述了丁氏短壽的家族史，二伯父丁文江，馳名全國的地質學家，四十九歲就去世了。她自歎已活得足夠長，比家族裡任何長輩都活得長。但是「心臟病越來越嚴重，不定哪天就長眠不起。」這次她放不下的，不再是自己被殺的孩子，而是同自己一樣，年復一年為死去的孩子尋求公平正義的、逐漸老去的父母們。「在座的不少朋友還年輕，大有希望迎來民主曙光。」她說，「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請多多關照他們。」

然後，她坐到我跟前，讓我用洞簫吹奏和演唱那首《天安門母親》。沒有人想到，六年後，在法蘭克福書業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我會為近千名德國觀眾吹奏並演唱同一支歌曲：「人世茫茫，墓草青青，母親啊，你的叫喊有用嗎？」

2011年，我逃出中國後，一直在整理那些浩如煙海的資料，和丁子霖、蔣培坤老師一直郵件往來。2015年9月，蔣培坤突發心梗猝然離世，重溫我們的通信，我不禁黯然。兩位老師曾一道寫下《送別兒子》，如今卻由丁子霖獨自寫下這篇《送別丈夫》。

2025年，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了「1989年六四慘案36周年祭」，再次向中共政權提出「真相、賠償、問責」的要求——這三個詞彙、六個漢字，1994年，丁子霖第一次對外公佈「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名單時，就已提出，此後歲歲重複，直至眼下。

沒有回應。

就如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在《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中的那一聲「不！」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

沒有回應。

中共政權沒有回應。西方各國政府也沒有回應。如果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今天還活著，情況會不一樣嗎？

在這篇沒有任何迴響的祭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天安門廣場在6月4日淩晨清場後，學生們四人一排從天安門廣場往西長安街方向撤離。走到西單六部口遇到部隊，北京市民護住學生跪在坦克前，攔住部隊，部隊打出帶有毒氣的催淚彈,使得在場的學生、市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從這些失去知覺的人群中軋過去，田道民也在其中，他的半個額頭帶一隻眼睛被坦克軋掉，只剩下半個額頭及另一隻眼睛，身上沒有傷痕，當場死亡……三十四年後，田道民的母親黃定英也因病死亡。」

還有不止一處對死難者情況的目擊者描述。

在這篇沒有任何迴響的祭文末尾，也有兩份名單，一份是108個簽署祭文的人，另一份，這些年已經陸續死去的母親們（或其他難屬）的名字，已長達79個。

這些名字，與《子彈鴉片》附錄的205名死難者和49名傷殘者的名單，有同等分量。儘管如此，我還是擔心，它們會令自由世界的讀者們因難以卒讀而厭倦——雖然紐約發生過911恐怖襲擊，3000多無辜生命轉瞬灰飛煙滅時，每個生者都希望記住他們的名字，並希望把死者的名字永遠鐫刻在石壁和幕牆——類似的記憶文化，德國人更為擅長，除開紀念碑、博物館、檔案館、書籍和各種展出，許多街道及墓地上，也有大片同一年，甚至同一天消逝的人名——可「六四」發生在遙遠而陌生的中國，大多數中國人自己，都覺得那一天像沒發生過一樣……

我正在寫「劉曉波」，將這事過境遷的名單放在有關他的章節，我想，即使他活著，也不會反對。這也可能是唯一的機會，因為除了我，其他中文作家都不會（也想不到）這樣做——地球每天都有珍稀物種面臨瀕危，「天安門母親群體」也正走向瀕危。時間不多了。 （相關報導： 廖亦武觀點：無處話淒涼—「劉曉波在福爾摩沙」 ｜ 更多文章 ）

在這個人類大腦已被互聯網「碎片化」的時代，作為自詡的「時代答錄機」，我不得不將這108位「六四難屬」和79位已故難屬的名單粘貼在此——在這本後世可能注意到的《劉曉波生死書》中——以爭取再過若干年，當失憶虛空籠罩國家和民眾，「查無此人」、「查無此事」成為社會常態時，至少還有一本中文、德文或英文書「可查可考」。

但是，劉曉波，你已經在天上，所以你的記憶始終完整，特別是關於丁子霖、蔣培坤的記憶……你第一次坐牢出來，只因為說了「沒看見天安門死人」這句話，丁子霖就叫你不要再去他們家……你受刺激了之後，完全是你一廂情願的堅持，深陷其中的懺悔，打動了他們……

在《念念六四——劉曉波詩集自序：來自墳墓的震撼》中，你寫道：

丁、蔣二位老師把他們歷盡磨難編成的《見證屠殺，尋找正義》送給我倆（其中有155名「六四」死傷者名單和一些遺屬的證詞）……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

「六四」的歷史真相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以大學生和知識精英為主的八九運動，當慘案發生時，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都是普通人？為什麼付出最大的生命代價的默默無聞的人們，無權講述歷史，而那些作為倖存者的精英們卻有權喋喋不休？為什麼「六四」後，這些普通人的血還要被用來滋養大大小小的投機者，供一些無恥之徒角逐于所謂「民運」的名利場。什麼是苦難和犧牲？什麼是生命和鮮血的代價？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幸福的分配早已有天壤之別。難道苦難作為一種資源，同樣的或輕重不同的受難者從中得到也註定有天壤之別嗎……

我這十年多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靈魂深處望一眼，那裡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

劉曉波，你對自己夠狠夠絕，我做不到，所以當逃兵了。我知道你在天上瞪著我，在海底瞪著我，死者不需要閉眼，甚至不需要眨眼，做死者最輕鬆了，只需要像個機器人奴隸主，不分晝夜監督活人幹活兒就行了。 （相關報導： 廖亦武觀點：無處話淒涼—「劉曉波在福爾摩沙」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作家廖亦武所著的《劉曉波生死書》，中、英、德文版，將於2027年劉曉波離世10周年時出版。作者授權民間檔案館首次發表。讀者們可以在中國民間檔案館網站上讀到全文，並請支持成為免費或付費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