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台灣偷走半導體」是美國政客的廉價神話！前英特爾高管打臉川普，長文解析台積電的成功之道

美國總統川普近期頻繁指控台灣「偷走」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這番言論在華府與矽谷引發軒然大波。然而歷史的真相究竟是什麼？根據《The Old Salt》27日發布的最新電子報，前英特爾（Intel）授權總監、現任亞洲專利集團（Asia Patent Group）創辦人唐昊皓（Donald Merino），以其親身參與矽谷半導體授權談判的數十年經驗，全面性地戳破了這個充滿政治算計的話術與謊言。因為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成功，堪稱一場歷時五十年的大師級展演，其間涵蓋了技術授權、產業政策、製程紀律以及專利保護傘的完美結合；反觀美國的做法，則是親手將金雞母鎖進名為「追求每季獲利」的抽屜裡，並且誤判了製造工藝與堅持良率的重要性。

每當選舉季節到來，政治人物總喜歡尋找代罪羔羊。根據前英特爾戰略業務發展總監唐昊皓的觀察，川普聲稱台灣「拿走」或「偷走」美國半導體業務的說法，完全是不及格的幕僚作業。唐昊皓是美國海軍退役軍官，擁有史蒂文斯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碩士與跨學科學位，他曾在高智發明（Intellectual Ventures）擔任資深副總裁，主導超過一千兩百筆、總價值逾十億美元的智慧財產權交易。以他這樣一位長年在合約與專利堆裡打滾數十年的專家眼光來看，台灣絕對不是戴著口罩潛入矽谷，把英特爾的晶圓廠裝進麻布袋，然後划船逃回太平洋對岸的竊賊。

唐昊皓在《The Old Salt》電子報中剖析，台灣當年所做的事情，對於那些只想用懶人包和口號治國的政客來說非常刺眼：台灣有一個長遠的計畫。唐昊皓用一篇長文娓娓道來，台灣是如何透過合法授權技術、傾注資源培訓工程師、建立紮實的研發機構、虛心吸收技術訣竅，然後徹底執行——當美國人在會議室裡對著精美簡報高談闊論「執行力」時，台灣人已經在無塵室裡默默執行了幾十年。

身為2000年代初期英特爾授權部門的負責人，唐昊皓坦承，自己當年並非坐在草坪躺椅上喝著雞尾酒看戲，他熟識許多當年與台積電進行授權交易的美方人員，也深諳這個行業的節奏、法律結構、信任危機與智財權焦慮。他更諷刺地指出，美國企業高層有一種奇特的習慣，喜歡將戰略上的重大失誤美其名為「投資組合最佳化」。根據唐昊皓的解讀，這句話的潛台詞通常是：「我們準備要做一件蠢事了，只要你不把Excel表往下捲動到第四十七行，帳面數字看起來會非常漂亮。」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稀土牌戰晶片牌，中國率先脫困？ ｜ 更多文章 ）

唐昊皓特別提到了杜東佑（Dick Thurston）的重要性：杜東佑於2002年加入台積電擔任副總裁暨法務長，直接向張忠謀報告，負責法律與智財權管理。在此之前，杜東佑在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累積了深厚的亞太地區法律經驗。唐昊皓認為，杜東佑這類專家的存在證明了半導體產業不僅僅是建立在矽晶圓上，更是建立在嚴謹的合約、信任、製程紀律以及保密能力之上；當其他國家的企業把保密協定（NDA）當成裝飾用的信紙時，台灣人是玩真的。因此，唐昊皓直言「台灣偷竊論」在真實的歷史重量下根本不堪一擊。

要談台積電的奇蹟，不能只從1987年說起。唐昊皓回顧整個故事的真正起點，是看似枯燥、充滿官僚氣息的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簡稱工研院）。唐昊皓指出，成立於1973年的工研院，是台灣政府為了推動產業升級而設立的機構，其目的從來不是為了偷竊一個產業，而是為了「學習」一個產業。

唐昊皓指出，歷史的轉捩點發生在1974年的早餐會，與會者吃著油條、喝著豆漿，卻展現出讓現代政客汗顏的嚴肅政策態度。這場早餐店裡的會議包含了台灣官員、工研院高層、電信官員，以及當時擔任美國RCA實驗室主任的潘文淵。根據工研院的官方紀錄，這場會議催生了台灣半導體發展的藍圖，隨後由潘文淵起草了積體電路（IC）發展計畫。兩年後的1976年，工研院與美國RCA正式簽署了積體電路技術移轉與授權合約。

唐昊皓引述聯電（UMC）創辦人曹興誠的說法，台灣晶片製造的專業知識，起源於1976年與RCA簽署、價值350萬美元的技術移轉協議，工研院藉此取得了7微米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的製造技術。

唐昊皓強調，350萬美元在如今動輒數億美元的極紫外光（EUV）微影設備面前，聽起來就像是口袋裡的零錢。但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時空背景。回到1976年的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只有189億美元，人口約1640萬人，人均GDP大約只有1150美元。這代表當時的台灣絕對不是一個有錢到在RCA禮品店隨意購買紀念品的富國，而是一個貧窮、充滿野心、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他們當時是在參與一場嚴肅的國家級豪賭。

回到半世紀前的1976年，那時的半導體製造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科學、工程、製程控制、近乎黑魔法的技術，唐昊皓指出，台灣不是某天早上醒來，突然偷走了美國的晶片業務，然後開始量產輝達（Nvidia）的圖形處理器（GPU）。台灣是從合法的技術授權開始，投入巨資培訓人才，建立機構紀律，並願意將國家財富耗費在所有參與者都白髮蒼蒼才會看到回報的項目上。製造尖端半導體是一門需要數十年才能精通的藝術，這項成果則是連續做出數千個正確微小決策的能力的總和。

身為一位在技術授權領域打滾多年的老將，唐昊皓語重心長地指出：技術移轉與授權合約絕對不是偷竊，它恰恰是偷竊的反義詞。這是成熟的成年人坐在會議室裡，定義權利、談判對價關係、分配風險、爭論授權範圍，然後讓律師們互相折磨直到合約落實的過程。

在與RCA簽署協議後，工研院挑選了19名工程師送到美國進行密集培訓，他們被分成專攻IC設計、製造製程、驗證與設備處理的團隊，分別在紐澤西州、俄亥俄州、加州與佛羅里達州受訓。唐昊皓再次強調，這不是「台灣偷了我們的晶片」，而是「台灣在與美國公司談妥的移轉協議下，派遣工程師前往學習」。他無奈地表示，這種複雜的歷史真相，當然無法印在政客煽動群眾的紅帽子上。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稀土牌戰晶片牌，中國率先脫困？ ｜ 更多文章 ）

唐昊皓分析，RCA的技術移轉為台灣提供了第一個嚴肅的半導體製造基礎。這些留美歸國的工程師建立了台灣第一座IC示範工廠。根據唐昊皓引述工研院的資料，1977年台灣啟動了第一條IC生產線；短短六個月內，這條生產線的良率更衝上70%（RCA原廠也只有50%）。

唐昊皓特別點出，「良率」這個微小的數字至關重要。在半導體產業裡，良率絕對不是四捨五入的誤差，良率就是信仰，是夢想實現或破滅的關鍵。你當然可以擁有最美麗的設計圖、最可歌可泣的內部備忘錄，甚至在聖塔克拉拉舉辦備有頂級外燴的高層閉門會議，還可以請詩人來幫你寫企業使命宣言；但如果你的良率是垃圾，那你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堆非常昂貴的沙子。台灣不僅學會了製程、還改善了製程，這才是真正讓美國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不是因為台灣做錯了什麼，而恰恰是因為台灣做對了什麼。

台灣製造的第一批IC被應用在電子錶上，這讓台灣一躍成為當時全球第三大電子錶出口國。這聽起來或許不夠光鮮亮麗，比不上現在的人工智慧加速器或上兆美元的市值，但這就是工業能力建立的真實過程：一步一腳印，雖然不性感，但極度癡迷於良率與製程控制。沒有人一開始就能製造出輝達的H100晶片，你必須從電子錶開始，並且具備虛心學習的態度。遺憾的是，當時許多美國半導體企業的戰略計畫中，並沒有包含「謙卑」這個選項。

唐昊皓回顧，工研院在1980年促成了聯華電子（UMC）的衍生，將四吋晶圓技術與研究人員移轉給這家新公司，聯電也成為台灣第一家IC公司以及新竹科學園區的早期進駐者之一。隨著全球技術保護主義興起，獲取外國技術變得更加困難，工研院在1980年代中期啟動了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計畫。此時，曾在德州儀器（General Instrument）擁有輝煌職涯的張忠謀，被邀請回台領導工研院，協助發展六吋晶圓能力。

張忠謀在美國半導體產業打拚了數十年，在德儀時期就以對製造紀律和良率提升的要求而聞名。張忠謀深刻理解一個至今許多人仍假裝不懂的道理：製造半導體不僅僅是「把東西做出來」而已，製造能力本身就是這個產業的核心命脈。

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正式成立。工研院剝離了一座晶片製造廠，將廠房、設備、技術以及98名專業人員移轉給了這家新公司。唐昊皓再次提醒讀者注意年份：那是將近40年前的事。這絕非一場砸窗搶劫，而是一次漫長且紀律嚴明的體制建構。

唐昊皓強調，台積電的資本結構本身，也駁斥了政客口中的卡通版歷史。台灣政府支持的開發基金持有台積電大量股份，荷蘭商飛利浦（Philips）當年則拿下了約27.5%的股權，其餘由台灣民間投資者注資。最諷刺的是，在飛利浦點頭之前，包括美國的英特爾與德州儀器都曾拒絕過張忠謀的提案，等於美國當年是自己拒絕了參與台積電的創立與持股。

而且飛利浦的角色絕對不僅止於出資，飛利浦不僅投入了5800萬美元取得股權，更提供了技術、智財權與專利支持。唐昊皓指出：「英特爾和德州儀器拒絕了他，然後幾年後，一些美國人看著台積電的成功，得出的結論竟然是：『他們偷了它』。這就像你在2003年拒買蘋果公司的股票，後來卻又指控你『提早退休的鄰居是個竊賊』一樣荒謬。」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稀土牌戰晶片牌，中國率先脫困？ ｜ 更多文章 ）

唐昊皓更進一步揭露了早期台積電歷史中最不為人知、卻又最關鍵的一環：飛利浦不僅帶來了資金，更帶來了「專利防彈衣」。身為前英特爾授權總監，唐昊皓親自審閱過無數半導體專利授權協議，並且指出當年他在英特爾擁有飛利浦的授權，其中一個無法忽視的條款是：只要飛利浦持有台積電特定比例的股份，台積電就能作為受涵蓋的關係企業，受到飛利浦專利授權的保護，這相當於提供了一把保護傘，防止客戶、競爭對手和各大企業專利部門將你的製造工廠當成訴訟沙包。

唐昊皓引用了台積電2002年的20-F表格（提交給美國證交會的財報文件）指出，台積電當時曾向投資者發出警告，若失去飛利浦某些交叉授權安排的保護，可能會導致公司必須承擔額外費用以獲取替代的智財權。文件明確顯示，台積電是飛利浦專利交叉授權安排的受益者，而根據雙方的技術合作協議，飛利浦有義務為台積電的利益維持特定的最低授權覆蓋範圍。

唐昊皓總結，飛利浦的股權發揮了三重功效：為台積電提供資本、分享技術，並為這家年輕的代工廠提供了現成專利授權陣地的保護。這正是政治人物在將產業歷史簡化為操場式指控時，刻意忽略的細節。台積電是透過政府規劃、合法的技術移轉、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外國投資、客戶信任，以及精心設計的專利授權覆蓋範圍而建立起來的。如果這還能叫做偷竊，那它也是經過董事會記錄、股權門檻確認、定義釐清，並且有律師在場爭論關係企業條款的合法行為。

唐昊皓分析，台積電的核心創新並不僅僅在於懂得如何製造晶片，當時也有其他公司懂得製造晶片。台積電最激進的舉措是發明了「純晶圓代工」（Pure-play foundry）模式：台積電只為其他公司製造晶片，絕對不從事晶片設計與客戶競爭。這個概念現在聽起來理所當然，完全是因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回到幾十年前，業界的主流模式是整合元件製造廠（IDM），包辦設計、製造、行銷與銷售，英特爾、德州儀器與三星（Samsung）都是如此。

問題在於，無晶圓廠（Fabless）的晶片設計公司，總是有充分理由擔心，若把自家核心機密交給一個同時也可能是競爭對手的製造商，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種擔憂不是被害妄想症，而是矽谷每天都在發生的日常。台積電的卓越之處，在於它解決了這個「信任問題」。台積電形同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不會與您競爭，我們只為您製造。您的設計就是您的設計。我們的業務是專注於製程、良率、規模、服務與保密。」

身為一位授權領域的專家，唐昊皓坦言這一點極度重要。合約很重要，智財權條款很重要，使用領域限制、剩餘權利條款與稽核權都很重要；但是，成熟的科技公司絕對不會把未來交給談判對手，除非他們深信對方的商業模式能夠讓雙方的利益保持一致。台積電的模式做到了利益一致，而美國的IDM廠則有著結構性的利益衝突。這不是偷竊，這是高明的商業策略。

唐昊皓指出，包括美國也是台積電模式的巨大受益者。博通（Broadcom）因為與台積電合作，得以在成長中的網路市場稱霸；高通（Qualcomm）因為台積電能夠代工其設計，從一家陷入掙扎的手機硬體製造商，轉型成為偉大的晶片公司；輝達（Nvidia）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輝達，正是因為有台積電在背後幫忙製造晶片。唐昊皓直言，台積電不僅沒有從美國「拿走」任何東西，反而促成了美國整整一代無晶圓廠晶片公司的崛起。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稀土牌戰晶片牌，中國率先脫困？ ｜ 更多文章 ）

唐昊皓在文章中也分享了他在英特爾任職期間的親身經歷。作為2000年代初期的英特爾授權主管，他負責制定英特爾對台積電的策略。他當時就注意到一個驚人的事實：台積電在製程技術（也就是製造晶片的實際步驟）的專利數量上，正在超越英特爾。當時的英特爾執行長、本身是物理學家的克雷格·貝瑞特（Craig Barrett）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英特爾高層為此曾有過辯論，但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只要台積電不涉足微處理器（特別是x86指令集領域），英特爾就不會認為台積電構成直接的生存威脅。

唐昊皓坦言，當時英特爾與台積電的關係更像是「相互保證毀滅」（MAD）。雙方都擁有足以讓對方日子難過的專利，所以他們可以選擇交叉授權、互相無視，或者花好幾年的時間讓訴訟律師賺飽飽，同時讓高層管理人員假裝「這就是所謂的商業策略」。

唐昊皓強調，美國並沒有被偷走半導體業務，美國是自己做了一連串的選擇。他親眼見證了工程師出身的貝瑞特，後來被擁有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的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所取代。雖然矽谷總愛編織神話，聲稱歐德寧因為與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共事多年，已經「耳濡目染」成為了半工程師，但神話終究無法反映在組織架構圖上。

英特爾後來嘗試了典型的高層互補安排，理論上這招很管用，但實際上，負責製造的主管並未能長久留任，財務派系佔了上風。英特爾開始染上了感染美國企業界的通病：這種作法對於應付季報會議非常棒，但對於維持長期的技術霸權卻是一場災難。美國雖然發明了許多基礎技術、培養了許多人才、建立了世界級的公司，但美國的資本市場習慣卻鼓勵了輕資產模式、追求軟體等級的利潤率、實施股票回購，並且將每一季的短期業績，置於殘酷、昂貴且對良率要求極高的先進製造紀律之上。

唐昊皓表示，台積電多年來與IBM等公司簽署了多項授權協議。從2001年開始，台積電簽訂了多份為期五到十年的半導體專利授權協議，並以權利金的方式支付。台積電將這些金額列為負債與遞延費用。截至2002年12月31日，台積電揭露其在這些半導體專利授權協議下的未來支付總額高達新台幣54億元。考量到台積電2002年的淨銷售額為新台幣1623.1億元，這些公開揭露的未來專利授權支付費用，大約占了其當年淨銷售額的3.35%。唐昊皓強調，這絕對不是一次性的行為，台積電年復一年地履行這些義務。如果台積電真的是靠偷竊起家，那麼它的帳本上絕對不會出現這些數字。​

唐昊皓推測，這些款項的支付對象很可能是IBM、德州儀器，以及一些日本的半導體公司。因為在當年，美國和日本才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中心。唐昊皓認為，這個明顯的區別非常重要，因為與空洞的政治語言不同，專業的授權分析需要有證據支撐。台積電的運作完全遵循著專利權、交叉授權、權利金義務以及透過談判取得營運自由的商業軌道。根據唐昊皓的結論，這絕對不是竊賊的行為模式，而是一家嚴肅的半導體公司在做嚴肅的事情：為需要授權的技術付費，建造需要建造的設施。

唐昊皓在文章最後指出，如果政客非得要用充滿戲劇張力的動詞來形容這段歷史，請使用以下這些詞彙：台灣「授權」、台灣「學習」、台灣「投資」、台灣「執行」、台灣「專業化」、台灣「贏得信任」、台灣「花了四十年累積製程知識」。唐昊皓說，他完全理解為什麼「偷竊」這個詞在政治上比較好用：它只有一個音節、它創造了一個現成的反派、它讓演講者不必費心解釋為什麼美國在擁有巨大優勢的情況下，卻依然在半導體製造領域節節敗退。

問題是半導體產業絕不是台灣可以順手牽羊的賭場籌碼，它是一個龐大的生態系。台灣利用源自美國的技術、荷蘭的合作夥伴關係、自身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憑藉著無情的營運能力，建立了這個生態系中最關鍵的一環。唐昊皓直言，美國人對台積電最誠實的反應，不應該是無能狂喊「他們偷了我們的生意」，而是應該承認「他們完成了令人驚嘆的成就，我們必須搞懂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稀土牌戰晶片牌，中國率先脫困？ ｜ 更多文章 ）

這並不代表美國應當忽視地緣政治風險，也不代表要假裝台灣在先進晶片領域的核心地位，不算是美國巨大的戰略要害；但是，如果美國真想重建本土的半導體製造能力，從一個建立在虛假不滿之上的謊言開始，絕對是最糟糕的起手式，因為你不可能用床邊童話故事來修復脆弱的供應鏈。美國幫助教導了台灣，但是也拒絕了一些機會、低估了代工模式，為了短期利潤而犧牲了其他東西，然後有一天醒來後發現——原來執行力是真的會產生後果的。唐昊皓說，這或許才是對美國產業政策最發人深省的警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