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姆茲海峽、負向和平，與島嶼的自我追尋
一條掐住半個地球石油命脈的荷姆茲海峽，在2026年的春天，聲名大噪。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聲稱可以在大約一個月內解救伊朗，在伊朗境內成立美國認可的政府。那是一種古老而熟悉的帝國邏輯：以解放之名，行佔領之實；以民主之名，取石油之利。然而直至今日——2026年4月21日——美國始終無法從這場不義之戰脫身。恍然是上個世紀的越戰魅影，又再一次籠罩著這個正在衰退的帝國。
戰爭的形貌變了，但死亡的本質沒有。相較於用本地山區拖垮水土不服的美國陸軍，現如今的戰爭不需要那麼多活人去作戰。無人機、飛彈，都只是精密儀器的延伸，引導著這些戰爭武器降臨在敵方境內。降臨之處倒是會死人。炸彈落地處，反而成了人類最密集的地方。以前電影裡看到的攻打沙灘、巷弄間你來我往的槍林彈雨，都在科技進步下簡化成發射飛彈的按鈕。2026年的戰爭，只剩下作戰總部的按鍵，和無辜百姓的死亡。
伊朗很清楚美國的意圖。說那麼多為了解放伊朗國內的威權統治，說到底仍是為了石油。於是伊朗不等美國圖窮匕見，直接先一步封鎖了那條寬僅33公里的荷姆茲海峽，坐等美國來談判。封鎖的後果立竿見影：油輪停駛，布倫特原油價格在2026年3月8日突破每桶100美元，最高峰時漲至126美元，創下近年衝突中最快速的油價飆升紀錄。超過150艘船錨停在海峽外側，等待一個沒有人知道何時到來的安全訊號。
而美國總統川普，在這場混亂裡做了一件足以載入史冊的荒誕之事：他貌似開玩笑地提及想把荷姆茲海峽改名為「川普海峽」。這不只是一個大人物的自戀笑話，它是一個隱喻——關於一個強大帝國在無法脫身的戰役當中，如何理解這個世界，關於權力如何將地理變成個人財產，更是關於「秩序、正義與和平」這些詞在強權政客口裡的真實含義。
負向和平，以及它的極限
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在1960年代提出了「負向和平」（Negative Peace）的概念。這個詞的意思，比多數人以為的更殘酷：負向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它只是
戰爭暫時找不到出口的那段時間。
加爾通把和平研究分成兩個層次。負向和平，是暴力的缺席，只是表面的「沒有打仗」。沒有人在開槍，沒有炸彈落地，是一種暴風雨之間的安靜，只代表各方的代價計算，暫時讓開戰變得不合算。真正的「正向和平」（Positive Peace），則要求更多：社會正義的實現、結構性暴力的消除、人的尊嚴被制度性地保障。正向和平不只是「沒有打仗」，而是一種積極的共同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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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層次之間，加爾通還放了第三個概念：「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它指的不是個人對個人的直接暴力，而是嵌在制度與秩序裡的傷害——那些讓人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仍然持續受苦的系統性不平等。沒有人開槍，但人仍然在死。這種死，是緩慢無聲的，是鈍刀子割肉似的，不在社交媒體上轟轟烈烈呈現出來的惡。是被稱為「正常秩序」的那種死法。
而荷姆茲海峽，長期以來就是負向和平的教科書案例。它的和平從來不是因為伊朗與美國、什葉派與遜尼派、區域霸權與全球秩序之間的矛盾被解決了，而是因為那條航道的戰略價值太高，任何一方封鎖它，都等於同時傷害了自己。石油的共同依賴，構成了一道脆弱的嚇阻屏障。這個屏障不需要友誼，不需要信任，只需要算式成立。
2026年的春天，算式失效了。美以的軍事行動打破了那個脆弱的平衡。伊朗的封鎖，不只是一個外交籌碼，它是一個宣告：負向和平的結構，在足夠強烈的衝擊下，可以在幾天之內瓦解。幾十年的算式，沒有抵擋住一個決定，一個遠方帝國總統的政治操作，一個鄰近霸權想要吞併土地的決心。這就是加爾通警告過的事：負向和平是倒數計時器，從來不是終點。它撐著區域性的假性和平，直到某個變數讓某一方覺得，現在值得冒險出手了。
台灣，那面眼熟的鏡子
台灣也活在負向和平裡，而且一待就是幾十年。台灣海峽的安靜，從來不是因為兩岸的根本矛盾被解決了，而是因為各方都還在算：這一刀捅下去，代價划算嗎？美國的安全承諾、北京的經濟考量、台灣自身的戰略模糊，共同撐起了一個沒有名字的和平。我們給這個和平起了一個比較委婉的名字，叫做「維持現狀」。但「維持現狀後，然後呢？」
這個問題，在台灣的主流政治話語裡，似乎無法開展出討論的空間來。維持現狀，是一個只有防禦性的答案，是一種鄉願的情懷，一種拒絕思考島嶼未來的自欺欺人。加爾通說，正向和平需要主動建構，需要有人願意把矛盾攤開來、把結構性的暴力說清楚、把共同生活的條件一條一條地協商出來。這一件事，沒有辦法靠兩千三百萬人的一句「維持現狀」永恆逃避。
如果荷姆茲海峽點醒了我們一件事，那便是：算式不是永恆的。管線可以改道，調停者可以換臉，唯一的通道可以突然有了替代路線。當嚇阻的結構鬆動，負向和平就沒有了支撐。台灣的算式，也不是永恆的。美國的戰略優先序會變，北京的內部計算會變，全球的地緣格局已經在變。
顯然，當國小力弱時，一直增加不到貨的軍購並不能真正嚇阻沉睡的巨龍。嚇阻的邏輯，仍是負向和平的邏輯。伊朗一直加強軍備，甚至傳言發展核武。但伊朗嚇阻了美
國和以色列嗎？嚇阻可以爭取時間，但它不能提供方向。當帝國的貪婪和耐心都到達了一個極限，軟弱無力的軍事嚇阻又能真的嚇阻得了誰？當一個只有倒數時間、沒有方向的社會，在算式突然失效的那一天，又能保護得了誰？
島嶼的內傷
台灣傷痕累累。有對對岸的，但更多的，竟是我們內部的。
這是加爾通意義上的結構性暴力，只是施暴者不是外部的軍事威脅，而是我們自己建造的話語結構。當「和平」這個詞本身變得危險，當提出對話的人被預先定性為叛徒，當思考複雜問題的空間持續收窄——這些，都是暴力，是沒有流血的內戰。它讓人在沒有戰爭的狀態下，無法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說話、無法自由地想像一種不同的未來。
我們獨獨沒有擁抱彼此。我們從來不曾真正接納過自己的樣子。那個無法被接納的自己，是混雜的、矛盾的、多重歷史繼承交疊的自己。原住民族的南島根源、漢人移民的閩粵傳統、日據時期的現代性移植、中華民國帶來的文化縱深、戰後西方影響的層層疊疊——每一層都是台灣，每一層都在互相爭奪「正統」的名分。這場爭奪，消耗的是我們本可以用來想像未來的能量。
島嶼作為方法
日本思想家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在1960年代提出「亞洲作為方法」的命題。
他說，亞洲不應該只是一個被西方現代性衡量的客體，而應該成為一種認識論的起點。不是用西方的眼光看亞洲，而是站在亞洲的位置上，重新提問，重新思考現代性本身的意義。「作為方法」的意思，不是把某個對象當成研究的材料，而是讓它成為思考的視角與工具。
我想把這個語法還給這座島，提出一種可能：島嶼作為方法。
台灣懸置的、混雜的、持續協商自身身份的狀態，不是需要被修復的缺陷，而是一種認識論的位置。它是這個時代少數真正活在「和平作為過程」裡的政治共同體：沒有
終點，沒有宣告，沒有乾淨的答案，只有每一天持續協商自己是什麼的實踐。這恰恰是加爾通所說的：和平不是一個狀態，而是一個需要被持續建構的過程。
台灣的「未定性」，從來不是弱點。它是一個提問的位置。站在這裡，我們可以反過來問：和平究竟長什麼樣子？不是「不打仗」的和平，而是正向和平，那種需要有人願意說清楚「我們要的是什麼」、需要有人願意在接觸與摩擦裡確認邊界、需要有人願意承認對方存在的和平。
多年來，我們竟任由我們的島嶼停在戰爭的陰影中間，卻絲毫不願勇敢地站出來，以和解為前提，以和平為過程，以島嶼為方法，朝向共生共榮的繁花之境。世界上的所有道理都告訴我們，暴力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要和解，要共生，要往前走，要去往由善意能夠抵達的地方，而不是被仇恨領路。荷姆茲海峽在這個春天的燃燒，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只是中東的困局，也是所有活在負向和平裡的政治共同體，遲早都要面對的那個問題：算式失效之後，我們是否擁有自己的語言？
這條路很長，也不是我們一向習慣走的。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越是處境艱難，越是要迎難而上。何況我們這座不大不小的島嶼所祈求的，不過是和平而已。
＊作者為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肄業，專注於後殖民理論、東亞文化政治與台灣主體性研究。長期以文學與思想史的視角介入當代政治議題，嘗試在學術論述與公共書寫之間尋找一種兼具批判深度與文學質感的語言。關注殖民記憶的政治再生產、身份認同的歷史構成，以及台灣在東亞地緣結構中的主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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