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北京大外宣：《金融時報》戳破中國脫貧數據，地方經濟面臨嚴峻考驗

2021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告中國消除極端貧困問題，歷時八年的「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破了紀錄，創造「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分析中共脫貧政策宣傳以及偏鄉生活真實的經濟狀況，質疑習近平吹噓的勝利是否屬實，而中國當局又是否低估國內的貧困人口數量。

在中等收入國家裡頭，中國政府對「貧困」的定義相對寬鬆，中國貧窮線以2010年物價計算，門檻為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中國共產黨執政數十年，一直以全體國民脫貧為目標，但諷刺的是，這段時間內反而有多達7億人落入貧困。

習近平上任後，在2013年至2021年每年挹注數十億美元執行民調，為數萬農村量身打造扶貧計畫，翻新基礎建設，徹底改變偏鄉面貌。中國當局又為了改善民生標準而將數百萬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專家質疑這項「易地扶貧搬遷」政策的實際成效。山村的聯外道路改為水泥鋪面，新建建築取代山谷景觀，一切看起來都不一樣了，但搬遷到城市的農民說，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發生變化。

自習近平宣布全面脫貧「政績」以來的五年間，新冠疫情封城、房地產崩盤、消費需求持續下降等因素，使國民收入成長遲滯，中央政府債務不斷增加，也削弱地方政府應對經濟衝擊的能力。中國將2026年經濟成長目標下修為4.5%至5%，這是逾三十年來的最低目標值。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沃克（Robert Walker）表示，消除貧窮是了不起的成就，從名目貨幣（nominal money）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確做到了，但是沃克補充，讓人們永久擺脫貧窮並不實際。「一部分脫貧措施本身是短期設計，制定了進度時程，但本質上來說，那些並非長遠之計。」

曾在中國工作九年、負責多個聯合國機構的經濟政策工作的經濟學家比卡雷斯（Bill Bikales）表示，2021年之後，部分地方官員和國際組織希望中國可以在脫貧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國民收入、擴大貧困定義及福利措施適用範圍，並縮減城鄉社會服務的差距，然而北京當局只顧著大肆宣傳脫貧。比卡雷斯指出，除了談論扶貧或返貧，現在幾乎看不到貧困這個詞，但是在消除貧困這方面，「中國顯然落後絕大多數的國家」。

中共領導人對於「脫貧」的執著要追溯到毛澤東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毛澤東將貧窮視為共產革命的動力，不過在1980年代，時任中國國家主席鄧小平提出與其相悖的主張，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中國改革開放開啟了數十年的高速成長和大規模都市化，農村人口湧向沿海大城市，尋求建築業和建造業的工作機會。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是12英尺高的經濟巨人，還是瀕臨崩潰的「紙龍」？從利潤角度解析中國經濟實力 ｜ 更多文章 ）

不過鄧小平也承認，若要加速發展、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必須「先富起來」；反過來說，改革開放的榮景，使數百萬農民在經濟層面大幅落後。到2013年為止，北京當局認定全國832個縣有超過8000萬貧困人口，這些縣絕大部分位於少數民族居住的偏遠山區。當局承諾，要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之際，幫助這些貧困人口脫離官方定義的貧窮線。專家普遍認可官方的脫貧策略，從2014年到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所得成長超過80%，超過1.8萬人民幣，中國當局也在2020年底宣布貴州最後9個「貧困縣」正式脫離貧困名單。

如果對照世界銀行（World Bank）每日收入3美元的極端貧窮線，中國的確脫貧成功，但是中國屬於中高收入國家，當局對於貧困的標準，卻沒有隨之提高。世界銀行對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標準以2021年價格水準計算，國民收入每天低於8.3美元，根據此標準，中國直到2022年仍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

更糟糕的是，2013年中國確認的貧困人口名單著重農村地區，這份名單鮮少更新，在2021年習近平宣稱脫貧成功之後尤為如此——靜態的貧困人口統計，意味著中國的貧困定義有所疏漏，未能納入那些原本不屬於貧困人口，但後續因個人境遇或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等外在衝擊而落到貧窮線以下的族群，經濟學家比卡雷斯指出：「在世界各地，貧窮都是這樣逐步形成的，中國也不例外。」

政府從供給面輔導產業轉型 未能鞏固社會安全

貴州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因惡劣地理環境與經濟狀況而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諺語，貴州山谷陡峭，耕地稀少，當地苗族和侗族勉強維持生計，政府提升當地收入的目標則更難實現。習近平脫貧攻堅戰的一大特點是「易地扶貧搬遷」，將數百萬居民從生存環境惡劣的農村，遷往更有發展賺取較高收入的城市地區。到了2019年，國營媒體宣稱貴州的易地扶貧搬遷人數為冰島全國總人口的五倍，次年，當局聲稱已易地安置近1000萬人達成脫貧任務。

在貴州省的從江縣，當局試著充分利用群山間有限的平地，建造數百棟公寓、學校、食品工廠及物流倉儲，但是遵從政策搬遷至此的農民表示，許多建設都浪費了。從江縣的工廠薪水過低導致人力不足，許多廠房都空空蕩蕩，同時缺乏其他就業機會，苗族的吳女士受訪時抱怨：「除了有地方住，其他什麼都沒有。」安置搬遷農民的房屋破舊不堪，空屋率高，一些居民開始在公寓間的空地種菜。更糟糕的是，吳女士搬到從江之後，原本農村的房子被拆掉了，她不得不依靠在其他省工作的丈夫匯款來付房租等金額較大的開銷，許多異地搬遷的民眾也反映同樣遭遇，沒有地又沒有工作，城市生活反而比農村更窮苦。

貴州省人民政府省長李炳軍表示，全中國失業率攀升是個「會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地方政府試圖拓展紡織等勞力密集產業來抑制失業率，他說政府和國營企業將盡一切努力提供就業機會，確保沒有人再度落入貧困。貴州政府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協助脫貧攻堅戰，例如榕江縣的「和美鄉村足球聯賽」，聯賽球隊展現在地特色，加上官方大力推廣，吸引不少遊客前來觀賽，體育場附近的餐飲業也蓬勃發展。榕江縣政府稱，2023年鄉村足球聯賽為該縣創造90% GDP，達96億人民幣。

2017至2019年間，美國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ICWA）學者奇伍德（Matthew Chitwood）居住在雲南省邦東村，近距離觀察該地的扶貧政策。大力發展特定產業是脫貧攻堅戰的一大特色，邦東村官員幫助農民種植茶葉銷往東南沿海的富裕省份，並補助農民以茶葉取代玉米，奇伍德指出，這項政策無非是希望創造更多經濟價值，但也警告當地農業可能會過度依賴政府補助。「就如一位農夫告訴我的：茶葉不能當飯吃，」奇伍德補充，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他再度造訪邦東村，發現由於市場需求不足，農民家裡囤積了大量的滯銷茶葉。比卡雷斯等專家表示，邦東村的案例十分典型：中國扶貧政策的一大特點是從供給面干預，例如投資住房或基礎建設，相對地，對於強化社會安全網則缺乏關注，諸如收入補助或提高政府負擔之醫療、教育費用等計畫都缺乏進展。

貴州的問題尤為嚴重。數十年來，貴州的基礎建設投資過剩，使其成為全中國負債最多的省份之一，但是脫貧攻堅結束之後，新冠疫情重創地方財政，貴州政府整頓房地產開發，連帶衝擊了土地交易——這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2025年夏天，從江縣和榕江縣遭遇嚴重洪災，造成6人罹難，基礎建設損毀，加重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榕江縣一名傳統紡織廠老闆表示，四年前他因為房地產危機而離開建築業，搬來榕江縣，四年間農田和空地慢慢轉為垃圾場、足球場等設施，他的收入也增加至10萬人民幣左右，一點一點地償還投資紡織廠的100萬人民幣，然而洪水損毀了價值70餘萬人民幣的設備，政府一分錢都沒有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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