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理李強在兩會的工作報告中傳達的經濟訊息中，外界最注意的是經濟成長目標的降低，雖然外界多正面評價，但其中潛藏的風險是必須注意。
中國把今年的經濟成長目標訂為4.5-5%，低於去年的5%左右，更是歷年最低的數字，或是說1991年以來最低的成長率。對官方調降成長目標，大部份看法都偏向正面，認為訂太高的成長率已經是「脫離現實」。穆廸就認為，這代表中國正在為更為平穩但節奏趨緩的經濟擴張做好準備，「可持續性」取代「速度」成為經濟管理的首要考量。
根據著名的經濟學家羅斯托（W.W. Rostow）1960年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一個國家從貧窮邁向富裕的經濟發展可分為5個階段：傳統社會、起飛前、起飛（關鍵）、邁向成熟、高額消費，1971年羅斯托再增加第6階段：追求生活質量。
如果用更簡單的方式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在不同階段的經濟結構、型態、重點與成長率都不同，同時享有的經濟成長率也會不一樣。最明顯的是：經濟發展程度越成熟、經濟規模越大的經濟體，能享有的經濟成長率會越低。
幾乎所有國家都難逃這個限制，從日本到亞洲的小龍們，過去都曾經享有一段至少10年、每年經濟成長率8-10%的經濟起飛期，但隨著經濟更成熟與規模變大，平均經濟成長率都逐漸下降到3-5%左右。
以此來看中國，號稱連續30年維持平均10%年成長率，在平均國民所得（平均GDP）已達近1.4萬美元，以世界銀行（WB）的新標準看，平均國民所得低於在1,135美元的國家屬低收入，1,136 - 4,495美元為中等偏低所得，4,496 – 13,935美元為中等偏高所得，超過13,935高所得國家。
即使只是剛跨過門檻或是在門檻邊上，但中國已堪稱近高所得國家，加上經濟結構已往高技術、科技產業等移動，同時在經濟規模上早已是全球第2大經濟體，中國經濟成長率走低算是正常甚至必然。
官方10年前就已開始宣導所謂的「新常態」，對這次目標的降低，外界多以正面看待，認為北京更務實、不再「惟增速是問」。不過，這種成長率卻在其它方面帶來風險，從就業市場到社會秩序、甚至經濟成長引擎都會有影響。
雖然中國少子化嚴重、走入人口停滯與衰退的階段，但現階段每年剛從學校畢業、投入職場的新鮮人還是非常驚人；2025年中國有1222萬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今年則可望增加為1270萬畢業生加入就業市場。對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而言，這是一股極度龐大的壓力，必然想方設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才能吸納這些畢業生。
而5%的經濟成長率，恰恰是被認為勉強可消化龐大畢業生的增長，因此當官方成長目標都調降到4.5-5%時，如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以消化上千萬畢業生，就是一個讓人關心也擔心的議題了。因為，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既是一個人力資源浪費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安定的社會問題、更可能變成一個質疑統治者的政治問題。
事實上，即使是5%的成長率，恐怕都無法消化這些畢業生。這幾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受內外經濟因素影響而逐年走低，影響所及已經很明顯出現畢業生求職成功率走低到不到5成、青年失業率則走高到20%左右，外界多視此數據「刻意低估」，到最後乾脆不再公布青年失業率。
這也同時牽涉到另一個經濟結構問題─依照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經過關鍵起飛期後，中國應該逐漸進入成熟與消費期，幾乎所有先進經濟體的消費占GDP比重在6-7成左右，但中國的民間消費低到只有4成左右，遠遠低於全球平均的56%、更不能與先進國家的60%比。
因此，中國要拉抬經濟，有必要拉高國內消費、這也是負作用最低的方式，國際貨幣基金（IMF）日前提出一份中國經濟的「藥方」就是：轉向以消費為主的成長模式，而非依賴投資和出口。中國官方也心知肚明，所以幾年前才會提出「雙循環」的戰略，但實際上又難作到，所以最後走回以出口為主軸支撐經濟的老路。
如果中國因經濟成長走低、造成青年失業增加，這同時也代表消費力的減弱，而且可能成為一個惡性循環；這次李強再次提出提升內需、民間消費的政策，不過是否能作到則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但中國經濟靠出口支撐會有其限度，去年出口與順差創新高的同時，也埋下更多貿易戰的隱憂。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中國經濟轉向「內循環」！李強政府工作報告曝十五五規畫、AI科技戰與軍事戰略布局 ｜ 更多文章 ）
長期來看，如果民間消費一直是「提升無力」，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無方，經濟的前景與風險就讓人擔心，因為，無論對內對外，終究那是一個難以永續的結構。這也是在肯定務實的經濟成長目標的同時，必須要注意到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