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山也二二八、海也二二八？二二八不該成為政治動員工具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民國三十六年，是臺灣戰後歷史中最沉痛的一頁。無數家庭因此破碎，社會長期陷入恐懼與不信任。對多數臺灣人而言，二二八從來不是抽象的政治符號，而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傷痕。因此，紀念二二八的真正目的，應是理解歷史、反省治理失誤，並促進社會和解，而非成為延伸各種政治議題的萬用標籤。

政府自民國七十九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蒐整史料並推動歷史調查；民國八十一年公布研究報告，民國八十四年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對受難者及其家屬進行補償。這些制度性作為，正反映國家嘗試以制度面對歷史，而非逃避歷史。換言之，二二八早已從政治禁忌，逐步轉化為民主社會共同反思的歷史記憶。

學界多數研究亦指出，二二八事件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戰後初期治理失序、行政腐敗、經濟失衡與社會期待落差交互作用的結果。當時臺灣社會甫脫離日本統治，民眾對行政效率仍有既定印象，而接收初期的混亂與通貨膨脹，加速民怨累積，最終由緝菸事件引爆衝突。這是一場複雜的歷史悲劇，而非今日任何單一政策爭議的延伸。

然而，近年部分論述卻出現值得警惕的傾向。政大教授徐世榮即在相關言論中，將二二八事件直接連結至所謂「國民黨戒嚴時期土地掠奪體制」，進一步指稱當前土地制度仍在迫害人民。此種論述表面上關懷土地正義，實際上卻將不同歷史脈絡強行拼接，把七十餘年前的政治悲劇，轉化為當代政策攻防的論述工具。

問題在於，這樣的連結在歷史與制度上皆難以成立。

事實上，國民政府遷臺後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正是土地改革。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間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目的正是削弱大地主結構、穩定農村社會並避免中國大陸階級衝突重演。這一系列改革不僅提高農民所得，也釋放農業剩餘資本，成為臺灣後續工業化的重要基礎。國際學界長期將其視為戰後成功土地改革的典範之一。

若將此歷史脈絡簡化為「土地掠奪體制」，不僅忽略改革本身對多數農民帶來的結構性改善，也模糊了不同時期土地政策的性質差異。當前的土地徵收、市地重劃或都市更新制度，固然可以討論其執行方式與公平性，但這些制度源於都市發展與公共建設需求，其法律基礎、程序保障與司法救濟機制，皆建立於民主憲政體制之下，與威權統治時期不可相提並論。

真正值得社會警覺的，是將所有土地政策爭議全面「二二八化」。當山也二二八、海也二二八，任何議題只要貼上歷史創傷標籤，便容易取得道德制高點，但同時也讓公共討論失去理性空間。歷史記憶被過度政治化，最終反而削弱了二二八本身的歷史意義。

更進一步觀察，此類論述往往透過高度情緒化語言，如「掠奪」、「迫遷」、「體制迫害」等，將複雜的政策問題轉化為善惡對立的政治敘事。在民主社會中，批評政府本屬常態，但若持續以歷史悲劇作為政治動員資源，其結果往往不是促進改革，而是加深社會撕裂。

二二八的歷史價值，在於提醒執政者必須謙卑、制度必須節制、權力必須受監督，而不是成為今日政治立場競逐的延伸戰場。臺灣走過戒嚴、白色恐怖與解嚴，今日社會得以享有高度的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本身正是歷史反省的成果。

紀念二二八，應是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而不是讓對立持續複製。當歷史被當作工具時，真正被消耗的，往往正是社會最需要守護的共同記憶。二二八不屬於任何政黨，也不應服務於任何個人的政治論述。唯有回到理性討論與歷史脈絡，臺灣社會才能在記憶中前行，而非在對立中停滯。

＊作者為服務業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是誰利用228受難者撕裂族群、欺騙選民？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