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思原觀點：從大學生到「老鼠人」─中國青年就業的結構性困境

近年來，中國青年勞動力市場呈現出一個耐人尋味的悖論：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至歷史高位，青年失業率卻長期居高不下，凸顯出青年職業期待與企業用人需求之間日益擴大的錯配。

這種張力也反映在公共輿論中，「躺平一代」和「老鼠人」等網路流行語的出現，折射出受教育青年群體普遍的挫敗感與疏離感。在人口持續下降、快速老齡化不斷壓縮未來勞動力供給的背景下，如何調整教育體系、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預期，已成為中國政策層面愈發緊迫的課題。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12月全國失業率為5.1%，而16—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16.5%。在2024年1月統計方法調整後，青年失業率於同年8月升至修訂後的階段性高點18.9%，此後自9月起逐步回落，反映了每年7—8月畢業季後的常見波動，但整體水準仍高於上一年同期。

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是青年失業上升的重要因素。過去二十年，中國已轉型為典型的大眾化高等教育社會，大學畢業生數量創下新高，但勞動市場的吸納能力未能同步提升。

2023年，中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達到60.2%，而2003年僅為17%。同期，大學畢業生人數從2018年的753萬人增至2023年的1158萬人，五年間年均增加約400萬人。

青年失業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官方勞動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20—24歲失業人口中，約70%為大學畢業生（包括高職院校），而初高中畢業生約占15%。這一失衡與勞動力結構變化密切相關：2022年，中國新增大學畢業生857萬人，而高中與初中畢業生合計僅約401萬人。

畢業生職業偏好與用人需求之間的錯位進一步加劇了問題。許多畢業生傾向於資訊通信技術、金融等高薪行業，而企業實際需求更多集中在物流、批發零售和服務業等一線崗位。製造業則長期面臨技術工人短缺，更需要具備實操能力的技術型人才。

2016年中國終結的獨生子女政策，也曾在相當程度上強化了家庭對高等教育的偏好，許多父母投入大量資源，希望子女避免從事藍領工作，結果使畢業生的「白領偏好」持續強化，加劇了勞動力市場失衡。

在有限的就業前景下，不少年輕人選擇了並不傳統的人生路徑。部分畢業生在繼續求職的同時從事短期或臨時工作，另一些人則通過考研、讀博來推遲進入就業市場。同時，也有越來越多年輕人主動與「穩定工作」等主流人生軌道保持距離。

這一群體常被稱為「躺平一代（躺平族）」，已成為重要的社會議題。他們拒絕「996」工作制（早9點至晚9點、每週6天），對工作、戀愛和婚姻態度冷淡，只做「最低限度」的努力，避免購房購車等大額消費，選擇低消費、低勞動投入的生活方式。近來，帶有更強自嘲意味的「老鼠人」一詞也在社群媒體上流行開來。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當烏克蘭開始討論割地求和─不能兌現的保證，比沒有保證更危險 ｜ 更多文章 ）

調查數據同樣顯示出明顯的代際差異。世界價值觀調查（WVS）中關於「工作是否是對社會的責任」的問題顯示，1990年以後出生的受訪者認同度顯著低於1960—1969年出生者及更早世代。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數據也表明，對「努力工作會得到回報」這一說法的認同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群體中最低。

這一觀念轉變伴隨著政府對公共輿論更嚴格的管理。2025年9月，中國中央網信辦啟動為期兩個月的「清朗·整治惡意挑動負面情緒問題」專項行動，旨在整治惡意挑動對立、宣揚暴力戾氣等負面情緒，營造文明理性的網路環境。輿論認為，其針對的對象包括「躺平族」和「老鼠人」等社群。「讀書無用」「努力無用」等對未來前景持悲觀態度的表述受到審查。

面對結構性錯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包括調整高校專業結構，擴大理工科和應用型領域；擴大企業主導的在崗培訓，尤其面向一線崗位；加強職業資格與學歷體系的關聯，並提高技能型勞動報酬。這些舉措與「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強調的發展方向一致，重點布局人工智慧、新能源、先進材料、航空航太等產業。

人口下降與快速老齡化進一步放大了問題的緊迫性。中國生育率自20世紀60年代初達到高峰後持續走低。在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下，總和生育率從每名婦女7胎以上降至1990年代初低於2.1的更替水準。儘管2016年1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此前已允許「單獨二孩」），政策鬆綁並未扭轉生育下行趨勢。

生育率從2015年約1.5繼續降至2024年的約1.0。2025年出生人口降至792萬，低於上一年的954萬，創1949年有記錄以來新低。總人口減少339萬至14.05億，死亡人口從2024年的1093萬升至1131萬。與此同時，20—34歲女性（貢獻約出生人口的85%）規模預計將從2025年的1.05億縮減至2050年的5800萬。

為此，政府出台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安全套、避孕藥等避孕用品被徵收13%的增值稅。而且，中國自2025年1月1日起實施全國性育兒補貼，中央財政預算約900億元，針對3週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每孩每年發放3600元現金補貼。

然而，除了育兒成本之外，性別觀念的變化也是拉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多年來的女性主義討論提高了社會對婚育不平等負擔的認知，現金補貼難以抵消女性對職業中斷和照護責任的顧慮。

在企業層面，大疆、美的、海爾等公司已推行「強制下班」等制度，試圖減少「過度加班」「無效加班」，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但這些做法主要局限於一線城市的頭部企業，對整體職場文化的外溢效應仍然有限。

綜合來看，人口萎縮、出生下降與青年高失業率共同指向更深層次的結構性挑戰。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品質來實現生產率增長，已不再是可選項，而是必需之舉。「躺平族」和「老鼠人」等網路標籤，反映的不只是個體的悲觀與退縮，更是一代受教育青年在機會受限、競爭激烈和高壓工作環境下的集體無力感。數據表明，若教育體系、招聘機制和職場規範不能得到實質性改革，並伴隨更廣泛的社會預期重塑，青年失業恐將長期化。

中國仍然具備顯著優勢：龐大的工業基礎、在先進製造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以及不斷增強的科技與創新能力。然而，當下的核心挑戰已不再只是產出或規模，而在於「錯位」——一套以動員與管控為導向的經濟模式，與年輕一代在工作、家庭和個人實現方面迅速變化的價值觀之間的錯位。在一個愈發以國家主導為特徵的經濟模式下，能否提供應對挑戰所需的勞動力市場彈性，同時維持創新與成長，仍有待觀察。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當烏克蘭開始討論割地求和─不能兌現的保證，比沒有保證更危險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