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委內瑞拉變天映射伊朗震動─中美下一場博弈在中東？

如果2025年的「川普衝擊」始於對等關稅，那麼2026年的震盪起點無疑就是委內瑞拉變天：美國在1月3日直接擄走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並且表態掌控石油、接管國政。

可想而知，這種作法不僅引爆拉美的中左翼國家反彈，也在全球乃至美國內部引發批評，畢竟從極限施壓到抓走總統，美國所為已不僅是簡單的跨國執法，而是顛覆政權的地緣布局。這就恰好連結衝突本身的背後經緯：這次事件並非單一的區域與歷史孤例，而是某種大國意志與博弈的往復循環，既貫穿美國對於拉美的漫長干涉，也一次切開國際政治的兩大剖面。

首先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真實樣態。從歷史發展來看，這套秩序始於1945年，以冷戰之下的美國為核心，涵納主權平等、捍衛安全、開放市場、自由民主四套規範，並在蘇聯解體後逐漸席捲全球。而毫無疑問，這次美國入侵踐踏委內瑞拉主權，就等於是從核心直接爆破秩序。

不過問題在於，這也不是「秩序」的首次碎裂，甚至不是「核心」的初次犯規。因為回顧過去，「自由國際秩序」看似理想平等，其實始終存在階級：小國可以通過聯合國憲章及其附屬公約，勉強爭取「形式平等」的脆弱屏障；但在秩序的實際運作上，大國就往往享有更多發言權，既能制定規則、實踐領導，更能凌駕規範為所欲為，例如長期干涉拉美又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美國，以及把中亞當後花園又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基本都是用對撞、繞過「自由國際秩序」的方式，來推進自己「間接統治」的大國意志。

再來就是持續輻射的中美博弈。眾所周知，除了反毒名目與選舉算計，石油無疑是這次美國出兵的最大關鍵，而這就連動中美博弈的影響力消長。一來，委內瑞拉的最大原油買家就是中國，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數據，2023年委內瑞拉有近三分之二原油出口到中國；二來，「以油換貸」無疑是中國投射影響力的重要模式，且這套模式不只是為馬杜洛政權提供政治與經濟支持，也在技術輸出、探勘礦產、鐵路興建的配套下，促進中國相關企業與工程在當地生根。

因此，中委雙方的持續靠近，其實並不只有能源意義，而是反映了多重的支點價值：第一，這是「一帶一路」深入拉美的縮影，也是當前美國所不樂見的「後院隱憂」；第二，馬杜洛作為拉美少數主打反美的政權，其存在本身就是「後院秩序」一大破口；第三，由石油交易衍生的結算機制，已經成為石油美元與人民幣國際化博弈的一環。

從這個脈絡來看，此前中美圍繞巴拿馬運河的博弈，其實已經拉開拉美角力的序幕，只不過主角不是石油、而是港口與水道，巴國政府與相關企業則因此懷璧其罪。再看這次入侵委內瑞拉，美國同樣在行動前制裁4家牽涉委內瑞拉油業的中國公司；行動後則放話掌控石油，明顯是要截斷「以油換貸」的合作模式，同時連帶清剿中國資產與影響力。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當然，有鑑於委內瑞拉目前動態不明，美國的支配進度也必須打上問號。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會是美國干涉拉美的終點，也不會是中美博弈的完結。而與委內瑞拉變天同步延燒的伊朗動亂，似乎就預示了另一場角力的開演。

美國想如何改造伊朗

時間回到12月28日，因為不滿通脹飆升、食品價格上漲、里亞爾重貶，伊朗商販開始大量上街；之後伴隨各處大學響應、不同社群集結，示威又在全國蔓延，如今已經演變為2022年「艾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又名頭巾示威）後的最大規模動亂。

與此同時，美國的外交施壓也同步升級。一開始，美國國務院對示威者表示支持，接著是川普（Donald Trump）在1月2日表態稱，如果伊朗暴力鎮壓示威者，美國將會介入；1月3日委內瑞拉變天後，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迅速在X上嘲諷，「如果我是伊朗領導人，我會去清真寺祈禱」；1月4日川普再警告，如果伊朗當局升級對示威活動的鎮壓，美國可能介入、伊朗將「遭受重創」。

不過即便美國沒有出手，伊朗局勢其實也已不容樂觀：里亞爾暴跌至歷史新低，央行行長法爾津（Lindsey Graham）引咎辭職；出身改革派的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雖然宣稱，「我們正與以色列、歐洲、美國處於全面戰爭狀態」，卻也同時坦承，「如果不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我們就會下地獄。」

顯然，即便伊朗近年積極動員「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在中東樹立反美反以的強硬形象，甚至一度迫使海灣阿拉伯國家低頭，卻也始終無法挽救經濟傷口，並且導致了政權的持續潰爛。而這種現象也同步證明，即便美國沒有像干涉委內瑞拉般直接入侵、用軍事力量顛覆伊朗政權，卻已明顯在經濟制裁、民主推廣（Democracy Promotion）的多年攻勢下，逐漸掏空了1979年革命的正當性，並將神權政府推到危險邊緣。

而這種「間接統治」的現實操作，其實廣泛體現在美國對於中東、拉美的長期干涉上，目的就是確保在「自由國際秩序」的表皮下，維持一套美國主導的層級秩序。說得更直接，就是迫使被施壓方產出相對符合華盛頓利益的對外政策，對委內瑞拉來說是停止反美、交出石油、疏遠中俄；對伊朗而言是停止用「抵抗軸心」包圍以色列、停止集結中東的反美勢力，並與中俄拉開距離。

當然，美國不是不想「直接統治」，只是這種作法往往附帶高昂成本，例如美軍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直接入侵，最後也還是要回到扶植政權的道路上。但即便如此，伴隨美國的干涉力道下降，兩國的親美政權也終究異變：伊拉克被伊朗的「間接統治」持續滲透，如今德黑蘭在伊拉克不僅擁有各種代理政黨，還有龐大民兵；阿富汗則直接在2021年變天，曾經的親美精英大量流亡，反美的塔利班入主中央。

可以這麼說，間接統治雖然等同大國干涉，卻也有方法與程度之分。而聚焦伊朗案例，美國的間接統治主要展現出兩種變形：發生在1979年革命前的政權顛覆，以及1979年之後的促成改革派掌權。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首先是政權顛覆，案例就是1953年的伊朗政變。當時伊朗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意圖將石油國有化，引發了美英緊張，兩國於是結合伊朗內部的反摩薩台勢力，由沙阿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頒布法令罷免摩薩台，美國中情局則收買幫派、教士、政客、軍官等團體，對摩薩台政府進行了全方位圍剿。最終，政變成功、巴勒維掌權，美英得以共享伊朗的石油財富，直到政權在1979年被蘇聯支持的伊斯蘭革命推翻。

顯然，這種作法能夠迅速收效，卻也附帶重大缺陷，那就是容易催生大量反美情緒，導致各種陣營在「反美」旗幟下集結，最終再度摧毀被扶植的政權，1979年革命就是代表案例：左翼、教士、自由派、軍隊全都站到了巴勒維對立面，原本評估示威不成氣候的美國，最後也只能接受政權垮台的意外結果。

再來是促成相對親美的改革派掌權，套用在伊朗的案例上，就是以長期經濟制裁與民主推廣，持續削弱保守派能量，促使改革派在選舉中獲勝。不過這種操作首先要滿足一個前提，那就是伊朗存在路線之爭，而現實也的確如此，2009年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就是證明。

表面來看，這場衝突起於總統大選爭議：改革派候選人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指控時任總統艾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選舉舞弊；但深入底層，改革派無疑進行了高強度動員，包括前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前議長邁赫迪·卡魯比（Mehdi Karroubi）都出面號召抵制結果，示威者甚至奉已經去世的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為精神領袖，開始了對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的政治圍剿。

雖說從結果來看，改革派並沒有心想事成，衝突最終停在鎮壓槍響中，穆薩維、卡魯比也遭到軟禁，但「綠色革命」作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的最大示威，所揭露的政權裂痕已經不容忽視：即便何梅尼為鞏固革命路線，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米尼、取代主張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澤里，改革派卻還是在20年後全方位崛起；而構成示威主體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產，則明顯與烈士政治、伊斯蘭革命等話語嚴重疏離，所以一經改革派號召動員，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聞自由、婦女平權。

當然，改革派不能等同「美國代理人」，但與保守派相比，這群人毫無疑問是美國相對理想的互動對象。因此當前者在2013年大選中成功統一戰線，促成立場溫和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美國與伊朗的關係也就明顯和緩，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JCPOA）因此應運而生。

不過這種解禁制裁換政治轉向的做法，最終還是敗給雙方內部的各自抵制。首先是伊朗，即便美國可以通過制裁與宣傳削弱保守派，營造有利改革派勝選的選舉環境，卻還是突破不了制度的高牆：那就是總統之上還有最高領袖，也就是何梅尼欽定的保守派接班人哈米尼；而最高領袖控制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則可以在選舉中輕鬆取消候選人資格。基本上這就注定了一個現實：無論總統如何替換、國會如何改選，伊朗都很難真正親美，也不會停止動員「抵抗軸心」。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再來是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或許基於撤出中東的考量，願意用核協議緩和與伊朗的對峙，川普政府卻明顯不肯蕭規曹隨。這背後或許來自以色列的大力遊說，也或許受到龐畢歐（Mike Pompeo）等強硬派牽引，總之從結果來看，美國在2018年單邊退出了核協議、開始對伊極限施壓，改革派在伊朗的政治能量也因此受到重挫。

但這不代表保守派就能漁翁得利。事實上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與民主推廣，所發揮效力已經不在促成改革派上台，而是要促成神權政府垮台，近年幾場大型示威就是例證。

例如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導火線雖是燃油價格上漲，走上街頭的卻不只有財富被腐蝕的城市中產，還包括原本在「綠色革命」中堅定支持保守派、哈米尼的底層民眾。這就揭露一個駭人現實：「綠色革命」或許停在了路線之爭，「血腥十一月」卻已上升為對神權政府的反對、對1979年革命體制的憤怒。

而這種動員結構，也同樣被2022年的「艾米尼示威」、始於2025年12月的反通脹示威繼承，並且反覆重演類似情境：不論議題屬性，示威的最終訴求都是推翻政府；只要出現導火線，結果就是全國規模的星火燎原。當然，保守派政府執行宗教規範的強悍立場、對於普遍貪腐的視而不見、面對階級分化的毫無作為，也同樣在民怨滔天上難辭其咎。

可以這麼說，美國或許無法在伊朗重演1953年的直接顛覆，卻正通過經濟制裁與民主推廣，搭配伊朗政府的治理失敗，將局勢愈發推向1979年的革命氛圍。

加薩戰爭後的美伊博弈

當然，爆發多次大型示威本身，也或許是某種韌性的反面證明：神權政府確實千瘡百孔，卻也始終潰而不崩，所以能夠不斷來到危險邊緣，卻又屢屢化險為夷，這次或許也會如此。

但即便是這樣，問題也還是沒有解決：只要制裁枷鎖沒有卸除，教士與革命衛隊作為「新貴族」的現實未改，下一次的燎原星火就是隨時倒數，美國的間接統治也就永遠有操作空間，尤其是在加薩戰爭之後的中東。

如前所述，美國干涉伊朗的終極目的，就是推進以下戰略目標：迫使伊朗停止用「抵抗軸心」包圍以色列、不再集結中東的反美勢力、開始與中俄拉開距離。雖說這些目標都相當遙遠，但美國其實已經通過加薩戰爭意外達成階段性目標，那就是促成敘利亞變天。

而這本身其實牽涉了兩種間接統治的消長：一種是以美國為首，以色列、海灣阿拉伯國家為代理人，在經濟、軍事、政治上環環相扣的中東親美秩序；另一種是以伊朗為核心，各種民兵、失敗國家反對派為代理人，突出軍事力量的反美反以武裝帶，其實也就是「抵抗軸心」。

可以這麼說，不論「抵抗軸心」有沒有道德正當性，其本質都是伊朗對於阿拉伯國家破碎地帶的間接統治，而這也注定了伊朗很難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真正和解：在內戰後疲軟的黎巴嫩扶植真主黨、在南北內戰下的葉門支持胡塞武裝、在拒絕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轄的加薩武裝哈馬斯、在被反抗軍圍剿的敘利亞援助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在經歷美國入侵的伊拉克培養什葉派民兵。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基本上，這套秩序確保了伊朗的地緣影響力，也構築了外於海灣、圍堵以色列的反美地帶，所以能夠迫使沙烏地放棄對峙點頭復交，甚至在2023年策動哈馬斯成功閃擊以色列。當然，閃擊成功不等於打贏戰爭，從後續發展來看，即便哈馬斯仍在抗拒解除武裝、以色列不算心想事成，「抵抗軸心」都已因為戰爭傷痕累累，而這無疑來自美國與以色列的左右夾擊，包括重傷哈馬斯、削弱真主黨，以及促成敘利亞變天。

不過所謂變天本身，其實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最一開始，美國或許只想牽制伊朗，所以偕同土耳其形塑一波叛軍攻勢，要迫使德黑蘭抽調力量回防敘利亞，放棄對加薩、黎巴嫩的挹注。但沒想到阿塞德政權如此不堪一擊，再加上俄羅斯又同時深陷烏克蘭，叛軍基本上是一馬平川、一路挺進，只用了8天就迫使阿塞德逃亡。

而這種發展無疑導致兩個結果。第一，伊朗喪失貫通黎巴嫩、伊拉克的地緣孔道，「抵抗軸心」即便沒有崩解，也很難回到巔峰狀態；第二，美國開始偕同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在敘利亞建立間接統治，由以色列與土耳其分別滲透南北地塊，沙烏地帶領海灣國家進行經濟挹注，美國則逐步解開對敘制裁。當然，俄羅斯最後還是通過經濟援助與政治協商，成功保住了在敘軍事資產，但這終究不及變天前的大權獨攬，伊朗就更不用提。

總之，敘利亞變天來自加薩戰爭對於伊朗的持續削弱，並且導致美伊兩種間接統治的此消彼長。可是即便如此，「抵抗軸心」也仍在運作，失去敘利亞的伊朗並沒有因此停下腳步，反而是在加薩戰爭後持續對葉門、伊拉克、黎巴嫩運送飛彈。這就揭示一個區域動態：只要神權政府沒有瓦解、伊朗能爭取足夠時間，受傷的「抵抗軸心」就還是會在未來持續圍堵以色列，同時鞏固伊朗版間接統治形塑的反美武裝帶，並與美國版間接統治打造的親美空間繼續對峙。

顯然，這就連結前述的伊朗政治動態：不論總統如何更換，只要哈米尼在任、革命衛隊勢大，伊朗都不可能放棄「抵抗軸心」走向親美。當然，這也會同步強化美國與以色列釜底抽薪、顛覆伊朗政權的決心，畢竟打上地面決戰或許勝負難分，內部爆破卻是有機會一勞永逸。

而從現實局面來看，這也不全是美以兩國一廂情願。畢竟聚焦這次示威，許多民眾都喊出了「نه غزه نه لبنان جانم فدای ایران」，也就是「不要加薩、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屬於伊朗」。基本上這句口號從2009年「綠色革命」開始，就一路貫穿後續動盪，包括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2022年的「艾米尼示威」、始於2025年的反通脹示威，暴露伊朗內部對於「抵抗軸心」的嚴重對立，以及對於政府不顧民生、窮兵黷武的強烈反感。

而這毫無疑問是美國與以色列最好的施力點，也是神權政府必須面對的統治危機。就算這次示威最終沉寂、美以沒能心想事成，伊朗也很難靠著鎮壓永遠迴避問題，尤其是在上層教士與革命衛隊吃香喝辣、高談反美激情，底層民眾卻連雞蛋都買不起的現實裡。

中美如何博弈中東

不過淡出伊朗、聚焦中東，中美博弈又是另一番視角。

許多分析都認為，一旦伊朗如同委內瑞拉變天，中國的中東布局便是滿盤皆輸。平心而論，政權更迭確會影響對外關係、衝擊所有投資，正如委內瑞拉變天，對中國也不是無關痛癢。但要說是「滿盤皆輸」，恐怕就誤讀了伊朗在中國中東棋局的角色與份量。因為聚焦中伊這段關係，始終是伊朗更需要中國，而非中國必須依賴伊朗。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這就涉及1980年代開始的外交轉型。眾所周知，經歷1970年代的革命狂潮、毛主義外交後，中國便不再支持中東、拉美各地的反政府武裝，而是改以「不輸出革命」的平實姿態，最大程度修補同西方、乃至中東拉美政府的正式關係。顯然，這種做法對應了全球左翼浪潮消退的背景，也契合中國自身的實際發展需求。

在這種脈絡下，已經在1979年轉向反美、又身負制裁枷鎖的伊朗，自然就不會是中國的中東布局首選。一來，這類政權的存續風險較高，可能因為美國顛覆、制裁重擔而瞬間垮台，不是理想的戰略焦點，也不適合進行大量戰略挹注；二來，在中東各國政府普遍不反美的現實下，過度靠近伊朗必然損害整體外交布局，導致與其他區域大國的離心，尤其是在近年雖與伊朗和緩、卻始終存在心結的海灣阿拉伯國家。

基本上這兩大考量，也就貫穿了中國近年的中東外交動態。

首先是石油貿易。確實，從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開始對伊極限施壓起，中國就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甚至有第三方數據顯示，約90%的伊朗原油出口到了中國，足見北京是德黑蘭不可或缺的戰略夥伴。

不過從北京自身視角出發，情況恐怕就相對耐人尋味。關鍵在於，中國真正的原油進口大宗，其實始終是與伊朗同在中東的沙烏地，以及同為產油大國的俄羅斯，雙方長期在一、二名輪流，伊朗原油的進口量反而沒有名列前茅。當然，這其中或許涉及規避制裁的「轉口」操作，卻也還是說明一個現實：在石油貿易上，中伊的互賴程度並不對等，這背後當然有一定的地緣風險考量。

再來是中東的「一帶一路」部署，中國同樣把長期重點放在具有更大經濟潛力、相對親美的海灣阿拉伯國家，而非受到制裁、立場反美的伊朗。

證據就是2014年開始的中阿「1+2+3」合作格局規劃。其中「1」，是以能源合作為主軸，持續深化油氣領域的全產業鏈合作，維護能源運輸通道安全，構建中阿能源戰略合作關係；「2」，是以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兩翼，加強中阿在重大發展專案、標誌性民生專案上的合作，並規劃將中阿貿易額從2013年的2,400億美元在未來10年增至6,000億美元，以及中國對阿非金融類投資存量從2013年的100億美元在未來10年增至600億美元以上；「3」，則是以核能、航太衛星、新能源三大領域為突破口，設立中阿技術轉移中心，共建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訓中心，研究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落地阿拉伯專案。

而觀察之後的10年進展，也確實是依循前述路線推進：在中國能源進口來源前10名中，有一半以上是沙烏地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在2021年的中阿3,000億美元貿易額中，光是與海灣國家的貿易額就超過2,000億美元。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人文領域的交流當然也同步進行。例如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就在2023年新設「石油工程＋阿拉伯語」聯合學士學位培養項目，錄取生可在第一、二學期於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學習石油工程專業相關必修課程，第三至第五學期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阿拉伯語專業必修課，第六學期赴阿聯酋開展生產實習，實際接觸國際油氣項目，第七至八學期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完成學位。與此同時，中國也持續在阿拉伯世界擴展漢語教育的版圖，截至2022年10月，已有阿聯酋、沙烏地、埃及、突尼西亞4個阿拉伯國家將漢語納入國民教育體系，15個阿拉伯國家在高校開設中文院系，13個阿拉伯國家建有20所孔子學院、2個獨立孔子課堂。

毫無疑問，這種布局強化了中國與阿拉伯的經貿互賴、能源戰略、基建合作，也為中國在阿拉伯世界形塑了良好的輿論環境，有助緩衝美國營造的「中國威脅論」。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中阿能在2024年召開第一屆峰會，並也即將在2026年召開第二屆，持續推進北京在中東的重點戰略：與海合會國家簽署自貿協議。

可以這麼說，如果中國只注重反美意識形態、捨棄發展規劃，也就不會有當前面向中東的全方位戰略，而是更可能被鎖進「抵抗軸心」與美國、以色列的無盡纏鬥裡，失去耕耘海灣的發展機遇。無獨有偶，這也是中國面向拉美的一貫姿態：既要與反美政權來往，更要與其他區域國家交朋友，甚至出於風險考量，後者順位往往高於前者，所以「一帶一路」不只連結委內瑞拉，更向南美其他國家延展，中國更是烏拉圭、阿根廷、巴西等國的最重要貿易夥伴。

如果不了解這種背景，也就容易陷入某種地緣政治的「軸心」思維，認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中國理應為所有反美政權的存續負責，因此不斷期待中國能在某些時刻「出手」、或是認為失去某國就會「滿盤皆輸」，其實都是同一思維的兩面體現；但問題在於，所謂「軸心」或許有其政治意義，卻不是經貿與戰略的完整現實，中國不會為了支持伊朗站到所有區域國家的對立面，也不會為了保住馬杜洛而與美國在拉美決戰，因為這些風險從一開始就已被刻意分散。

歸根結柢，大國外交有其歷史積累的複雜性，也必須回應變動環境的現實需求。革命外交曾是一段時間的中國外交主流，卻不能貫穿當前複雜的地緣布局，正如中國當然是伊朗的重要戰略夥伴，但這不代表中國只能有一個夥伴。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抓走馬杜洛，委內瑞拉就能脫離苦難出頭天？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