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寶觀點：台灣死刑的雙重困境─為何判決難下、定讞不決？

死刑定讞不代表所有法律程序都已終結。被告仍有多種「非常救濟」管道可以尋求翻案或暫緩執行。這些程序的存在，是造成死刑執行停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死刑作為剝奪生命權的最終刑罰，其判決過程受到極其嚴格的法律與程序限制。近年來，法官在判死上的謹慎與猶豫，並非單純的個人意願，而是源於法律框架的變革、判決門檻的不斷提高，以及法官內心巨大的心理壓力與道德考量。

2009年，台灣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透過施行法納為國內法律，此舉對台灣的死刑判決產生了深遠且根本性的影響。這並非意味著台灣必須立即廢除死刑，而是為死刑的適用劃下了更嚴格的紅線。

ICCPR第6條第2項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死刑僅能適用於「情節最重大之罪」。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第36號一般性意見中進一步闡明，此詞應作最嚴格解讀，僅限於「直接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

這意味著，行為人必須是蓄意且直接地造成他人死亡，才能考慮判處死刑。

此條款直接衝擊了台灣司法實務。在許多引發社會公憤的重大刑案中，例如縱火、酒駕撞人、或是在打鬥中失手殺人等，即便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但若法院從證據判斷，行為人並無「直接致人於死」的確定意圖，而僅是「放任死亡結果發生也無所謂」的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就很難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的嚴格定義。

這使得許多社會矚目的重大刑案，最終判決為無期徒刑，引發「恐龍法官」的批評，但實則是法官遵循國內法化的國際公約所做出的必然判斷。量刑過程中，「有無教化可能性」成為迴避死刑的關鍵因素之一。若法院透過精神鑑定、心理評估等方式，認為被告的人格、精神狀態仍有透過長期監禁、矯治而改善更生的可能，便傾向不判處死刑。

然而，此概念的定義相當模糊，鑑定標準也常因專家不同而有差異，使其成為司法上最具爭議、也最受公眾質疑的環節之一。

除了法律與制度的層層限制，法官作為一個「人」，在做出剝奪他人生命的判決時，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與道德負擔。

死刑一旦執行，任何可能的錯誤都無法彌補。

台灣司法史上曾有多起死刑冤案獲平反的紀錄，例如江國慶案、蘇建和案等，這些案例深刻地烙印在司法社群的集體記憶中。對法官而言，一個錯誤的死刑判決，意味著國家以正義之名殺害了一個無辜的人，這種不可承受之重，使得法官在面對任何一絲疑點時，都寧可選擇較為保守的無期徒刑。

除了國際公約的外部制約，台灣內部司法體系也逐步發展出愈加嚴苛的判死標準，使得死刑判決的門檻被層層堆高。

​＊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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