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頻繁談論「亡國」、「備戰」、「決戰時刻」這樣的字眼時，我們不能不問：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又為了什麼而活？台灣處在地緣政治的漩渦中心，對岸軍機不斷繞台，戰爭想像逐漸滲入日常。在這樣的氛圍下，許多輿論主張我們應收斂內部差異、強化集體意識，以「救亡圖存」為核心建構台灣的未來。也有一派聲音認為，越是威脅當前，越應堅持民主、人權、多元的價值，因為這才是我們與對岸的根本差異，也是台灣最大的資產。
然而，這真的是一道只能選擇其一的單選題嗎？民主與救亡，啟蒙與防衛，難道不能共構？我們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條屬於台灣自己的第三條路——一種既能抵抗威權擴張，又不犧牲價值信念的文明防衛路線？
問題的根源不只在對岸，也在我們對自己的定義
誠然，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是現實且日益升高的。無論是軍事演習、認知作戰，甚至滲透社會基層的統戰工程，都使人不安。但若我們的應對方式僅止於「戰爭動員」與「國仇家恨」的簡化思維，恐怕只會落入敵人設計好的敘事框架中。
從去年以來，台灣的政治撕裂，除了來自朝小野大的局面，更挾帶強大的亡國與紅色恐懼。執政黨以「反統戰」、「反中共」的口號罷免在野黨。在這樣的敘事裡，「敵人」是清楚的，「內部的異見」則很容易被視為不夠團結，甚至被指責為「破壞士氣」。這種情緒容易讓社會自我審查、文化內縮、多元凋零。漸漸地，台灣可能變得像極了我們口中的對岸，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那麼我們究竟守護的是什麼？是這塊土地的主權，還是這塊土地上人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與價值信仰？如果我們為了「生存」而犧牲「自由」，那樣的生存還值得追求嗎？
歷史告訴我們，啟蒙與救亡其實從來不是對立的
回顧歷史，我們並不缺乏範例。胡適曾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但他並不反對抗戰；韓國在軍事壓力與內部民主化之間掙扎多年，最終走向政軍分離與公民社會的壯大；美國在面對二戰的戰火和冷戰的滲透時，並未因威脅而終止民主機制，反而強化了自由主義作為國族認同的核心。
在台灣的脈絡中，我們曾有過「白色恐怖時期」以國安之名壓制異見的歷史，也曾有過黨外人士在戒嚴體制下依然奮力倡議自由與人權的光輝年代。這兩條歷史路徑從未真正交集，如今卻被迫在同一個政治時刻相遇。
因此，與其問「台灣該選擇民主啟蒙，還是救亡圖存」，不如問：「我們能否創造一種『民主自衛』的治理想像」？
我們需要一種具防衛性的民主，不是軟弱，而是堅韌
一個民主社會絕非無防備的烏托邦。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應等同於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也不意味著對現實威脅的否認。民主必須能自我防衛、能辨識敵意滲透、能在緊急狀況下維持基本秩序而不墮入極權邏輯。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
─在法治之下建立安全治理，而非仰賴臨時強人。
─用教育與媒體素養強化社會韌性，而非灌輸單一意識形態。
─讓國防與民主相互支撐，而非彼此拉扯。
我們可以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但同時也保有對國防政策的質疑與監督空間；我們可以強調國族認同，但不壓制文化多樣性與歷史爭議。正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單一化、控制型、極權式的對手，我們更應堅持那種即使在戰爭時刻，也依然能讓異見存在的政治氣質。
台灣的真正力量，是能夠在恐懼中保有思辨，在壓力下維持價值
我們太容易把「安全」與「自由」當作天平的兩端，其實這兩者本應共生。如果我們的國防只是一場軍備競賽，終究不敵人口與資源的巨大差距；但若我們能把民主與自由轉化為一種社會韌性與集體動員的力量，則我們才真正找到屬於自己的防衛模式。
對岸的強大在於規模，但我們的堅強在於社會的細膩與活力；對岸可以封鎖言論，我們則能讓多元激盪出創新；對岸可以壓制文化，我們卻能讓文化變成力量的來源。這些不是抽象理念，而是真正左右國運的長期因素。
在選擇之前，我們要有思考的自由
未來一定會面對更劇烈的挑戰，也可能面對戰爭與壓力下的選擇。但我們要警惕，不要在準備戰爭的過程中，就先變成了我們不願成為的樣子。不要在抵抗敵人的過程中，先失去了我們真正的根本—那份願意傾聽、容納、批判與創造的自由意志。
台灣最終該走哪一條路，不能只是由一黨決定，也不該只是政治人物喊出來的口號，而應該來自每一位公民的深思熟慮與共同選擇。這才是一個真正民主社會的底氣。
而這，也是我們在「啟蒙」與「救亡」之間，必須完成的文明選擇。
＊作者為熱衷社會議題的大學生 （相關報導： 鄭兆希觀點：藍共與綠共吵翻天—台灣亡國跡象已現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