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背景：能源與意識形態交錯的起點
民進黨的「非核家園」政策有其長期的歷史背景，源於台灣社會對核能安全的深層焦慮，尤其在福島核災（2011）之後情緒迅速升高。當時台灣民間反核意識大幅提升，結合長期以來反對核四（第四核能發電廠）的運動，逐步成為民進黨的重要政策主張，並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由蔡英文以政見方式具體化。
其政策目標簡單明確：在2025年前，全面停用核能發電，打造「非核家園」。這個口號不僅是能源政策，也是政治認同的象徵。
二、推動方式：法制化、行政管控與能源結構調整並行
1. 法律與政策工具
《電業法》修法（2017）：明定「核能發電設施應於2025年前全部除役」的時程，賦予非核家園政策法律依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配套擴大綠能佈建，設定太陽光電、風力裝置容量目標。
能源轉型白皮書：建立「能源三大目標」：非核、減煤、增再生能源，並保障供電穩定。
2. 行政操作
停止核一、核二、核三廠的延役申請與投資；停止核四商轉推動，轉為封存狀態；積極推動太陽能屋頂、離岸風電專區、儲能示範區計畫；鼓勵民間投資綠能與微電網發展。
三、現況評估：達標困難與彈性修正的矛盾
1. 再生能源成長快，卻仍難以填補核能缺口
截至2024年底，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約在9~10%之間（含水力約達15%），距離「2025再生能源占比20%」的目標仍有相當距離。太陽光電發展速度雖快，但受限於土地與儲能瓶頸，整體發電可靠度仍不足。
2. 火力發電反彈，碳排與空污壓力升高
在核能退場的過程中，實際電力供需缺口主要由燃氣與燃煤發電彌補，導致：碳排放短期內不降反升，與2050淨零碳排戰略出現矛盾；火力電廠集中於中南部，引發空污與地方抗爭問題
3. 供電穩定性風險尚存
雖然台電維持備轉容量率約在10%以上，但因極端氣候、用電高峰與設備老化等因素，仍出現數次限電邊緣的警示（如2021年5月的513與517停電事件），暴露電力系統韌性不足。
4. 公民社會支持度開始動搖
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非核的支持度逐漸轉向「有條件支持」，如「可延役核能至綠能穩定後退場」的看法漸占主流。2021年核四重啟公投雖遭否決，但支持票數接近44%，反映民意分歧。
四、整體影響與評論
1. 能源轉型「去核」的時間表過於理想化
將核能完全排除後，留下巨大的「過渡期真空」，只能仰賴火力與進口天然氣彌補，但這與全球趨勢（包括歐洲與韓國重新評估核能角色）背道而馳。
2. 能源政策欠缺整體治理邏輯
政策呈現「單點突破、系統不足」的現象；綠能發展與儲能、電網、調度系統未能同步發展；缺乏因應極端氣候與災難風險的彈性設計（如需備用基載電源）；未建立價格與碳成本反映機制，導致市場扭曲與電價補貼壓力擴大。
3. 國安與地緣政治風險增加 （相關報導： 「非核家園」做對了嗎？外媒警告台灣「電價上漲」、「自毀長城」，美方態度更是關鍵 ｜ 更多文章 ）
台灣天然氣進口仰賴單一航線與少數供應國，若遇到地緣政治衝突或供應中斷，電力安全將面臨系統性危機。核能的在地性與高能源密度特性，在國安戰略上反而具有一定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