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面對外部壓力與成長瓶頸之際，積極推動「新質生產力」戰略，全面強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並透過擴大內需與城市更新，試圖重塑國內大循環市場結構；與此同時，台灣則走上另一條道路，聚焦於半導體、人工智慧與綠能等高科技領域的創新應用，同步強化與民主盟友的供應鏈合作，以提升經濟體系的安全性與韌性。兩岸在產業轉型與經濟佈局上的選擇，已明顯分道揚鑣，逐漸形塑出兩種迥異的發展路徑與經濟未來。
一、轉型壓力的起點：經濟奇蹟的陰影下
進入2020年代，中國與台灣經濟同時面臨深層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累積的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內部張力終於浮現。中國長年以出口與投資拉動成長，台灣則仰賴科技產業與對外市場支撐。當全球化出現裂痕，地緣風險升高、人口結構改變、氣候政策壓力同步襲來，這些經濟奇蹟的受益者開始尋找新的定位與發展動力。
中國的轉型始於「成長放緩」的警訊，也就是長期高速成長所留下的債務、產能過剩與貧富不均問題浮上檯面。2015年「中國製造2025」首次提出之時，便揭示北京當局試圖擺脫「世界工廠」角色，走向高技術與高附加價值產業。幾年後，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催化了這個轉型工程，使得「自主可控」、「雙循環」等政策口號紛紛落地。
台灣則在不同的情境中推進結構調整。儘管出口依賴度高，且亦難逃中國市場波動的牽動，台灣憑藉其科技產業的全球鏈結地位——尤其是半導體與電子製造——在COVID-19後的供應鏈重組浪潮中反而乘勢而起。轉型，對台灣而言，不只是因應危機的應變，更是對未來競爭力的預備。
二、不同制度設計下的轉型邏輯
中國的轉型採取高度國家主導模式。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為中心的政策體系，搭配地方政府競相執行，形成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產業工程。半導體、新能源車、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大量資金、政策與法規支持。然而，這種由行政力量推動的模式也常因資源錯配、官僚效率與技術瓶頸而受限，造成「錢進去但產出有限」的困境。
台灣則走一條截然不同的路。長期以來，中小企業作為經濟結構主幹，使台灣的產業轉型更倚賴民間部門的反應速度與彈性創新。政府政策多採「引導而非干預」的方式，如推動產業升級轉型方案、智慧機械、5G應用、生技與綠能等方向，但最終仍需企業自己找出市場定位。這樣的結構在某些領域形成高度競爭力，但在能源改革、資本整合與長線投資上，也有其限制。
三、優勢與挑戰：龍象之間的賽局態勢
就經濟規模與政策資源而言，中國擁有壓倒性的優勢。龐大的內需市場、充足的基礎建設、完整的製造體系，使其有條件進行大規模的產業升級工程。即使部分西方企業撤離，中國國內市場仍足以支撐新興產業發展的初期階段。
然而這條路並不平坦。面對人口紅利消失、青年失業高企、地緣政治摩擦升高、外資信心下滑等問題，中國的轉型正遭遇外部封鎖與內部制衡的雙重挑戰。此外，社會治理風格與資訊透明度亦影響資本市場與創新環境的活力。 （相關報導： 科技熱議》七年了，美中科技戰越來越火熱，但打壓中國科技，為何始終都沒有奏效？ ｜ 更多文章 ）
台灣則在高科技領域擁有相對優勢，尤其是晶圓代工、IC設計、醫療科技與精密製造。但挑戰也逐漸浮現：少子化加劇、勞動力結構老化、能源配比不穩定，加上地緣風險日益明顯，使得台灣必須在維持全球供應鏈位置的同時，建構更強的內部韌性。無論是推動能源轉型、吸引人才回流或促進資本整合，都是未來數年必須面對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