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風和日麗的一天，宛如英國的六月天，但更炎熱一些。雖然最能象徵日本春天榮景的野櫻與相伴綻放的花木已然凋謝，大地依舊覆上一層年輕而清新的翠綠。起伏的樹林山丘，別緻的小山谷，碧藍的波浪上點綴著無數漁船的白帆。溪流縱橫，村莊錯落，一座座木造房屋與寺廟，屋頂曲線奇特。這片土地給人一種熟悉、宜居且秀美的感覺，展現出勤勉民族的國度。目之所及，看不到一丁點的雜草。」──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日本奧地紀行》（Unbeaten Tracks inJapan，西元一八八○年）
「女侍將肉從這條鮮魚身上不斷片下，儘管牠還活著，卻已被剖割得七零八落。這種帶有野蠻殘酷的精緻，與日本人親切溫厚的天性形成了強烈對比。這悲慘的生物仍睜著閃亮的眼睛，看著我們吞食它的身體……」──克里斯托弗．德萊賽（Christopher Dresser），《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西元一八八二年）
誰是日本人？維多利亞時代的旅人們開啟並形塑了西方對日本的現代情結。在他們的眼中，日本人似乎是個兩極的民族──高傲的武士和低賤的農民同住在宛若伊甸園的景緻之中；旅館老闆善良溫暖，而他的員工卻虐殺活魚。端莊嫻靜的藝伎穿著一層又一層的華麗和服，而混浴澡堂裡的男女卻赤身裸體，毫不害臊地大聲談笑。
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因為維多利亞時代建立的這種印象幾乎沒有改變，西方世界依舊對日本深深著迷卻又感到困惑。由於地理、文化與語言上的遙遠隔閡，「日本人」往往被視為一個整體，人們普遍認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必然擁有一致的思想與價值觀──如果這些要素真的能夠精確地區別出來。正因如此，二十世紀中葉的世代努力調和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方面，日本在亞太地區的侵略昭然若揭，另一方面，它的文化卻以寧靜內省為核心，體現在寺廟、神社、庭園與湖泊之中──這些文化遺產珍貴至極，以至於京都在一九四五年免於遭受原子彈轟炸。戰後，媒體塑造出的日本形象以對比和矛盾作為基調：穿著和服的女人搭乘著充滿未來感的子彈列車；千篇一律的灰色西裝上班族男子徘徊在五光十色、喧囂熱鬧的街區，沉醉於快樂、幻想與縱情狂歡。
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晚期，日本憑藉漫畫、動畫、電影與流行文化、美食、文學與電動遊戲崛起，成為文化超級大國之後，人們才開始對日本產生更細緻的認識：不同的地區與街區、各式階級與職業、彼此競爭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未來的對立願景。「日本人是誰？」這個問題不僅是外來者提出的疑問，也逐漸成為日本人自身思索的課題。事實上，這正是近兩千年有記載的歷史中反覆出現的挑戰與難題。該如何讓這座北方是冰封荒原、南方是亞熱帶雨林，縱長綿延三千公里的群島成為一個整體，並稱之為「日本」？該如何讓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語言各異、忠誠對象與信仰皆不同的人們凝聚起來，把這片土地視為自己的家？這個問題曾讓日本歷史上一些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絞盡腦汁：天皇與將軍、巫女與戰國大名、詩人與革命家、科學家、藝術家與探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