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多數人一樣，我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從哪裡來—從武漢的傳統市場來，或從武漢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來，或完全從別的地方來。但回想起來，我確實發現，我太快接受官方說法的表面意義—來自出售野生動物的傳統市場。
老實說，我接受這種說法，因為符合我自己的動機推理，並強化我的世界觀：如果這是人類過度壓迫自然，結果被反咬一口的例子，那麼這個傳染病對我來說，就不那麼可怕了。隨著時間推移，「實驗室洩漏論」成為沃夫和班農等人在鏡像世界中的關鍵話題，並夾雜毫無根據的生物武器說法和大量的反亞裔種族主義，似乎有更進一步的理由，不去重新檢視事實。即使越來越多的事實和數據逐漸堆疊，催人認真考慮實驗室洩漏假說，多數自由派和左派這幾個月來都懶得去看，因為我們不想「像」他們，就像我不想「像」她一樣。奇怪的是，他們過度的陰謀論助長我們輕信。他們「質疑一切」導致我們許多人質疑得不夠。
同樣地，全新的疫苗對於懷孕或備孕婦女的安全性，本應更加謹慎處理。評論不應輕率認為問題輕佻或瘋狂而草草結束，對於疫苗將如何影響生殖健康的擔憂，應在公開辯論和可靠媒體中有足夠的表達空間。在這些場合，應邀請生殖醫學專家解釋疫苗的研究方法，並說明在懷孕期間免疫系統特別虛弱時，防禦COVID-19更不容易。因為當妳懷孕或考慮懷孕時，對新興病毒的疫苗感到擔憂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我懷孕時甚至擔心吃軟質起司。此外，許多人無論懷孕與否，都有充分理由不相信大型製藥公司和政府，尤其在兩者互相配合的情況下。像密西根州弗林特這樣整個城市的水都被汙染；當天然氣公司告訴你液壓破碎法是安全的，並請你不要擔心地震和可以點火的自來水；儘管孟山都公司不斷遊說，不讓自己的年年春（Roundup）被禁，但那個除草劑確實與癌症有關；當大型藥廠兜售引發鴉片類藥物危機的藥物時—在這樣的時代，懷疑壟斷是完全理性的。
嬌生公司，作為一家主要的疫苗製造商，近年來不僅陷入鴉片類藥物的訴訟，還因幾種處方藥，甚至是隨處可見的爽身粉（被發現含有石棉）造成的傷害，被勒令支付數十億美元的法律和解金。6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在許多進步主義的場合中，既不針對疫苗辯論也不質疑安全性，因此，這麼多人去「做自己的研究」也毫不奇怪—找到我的分身，以及更多像她一樣的人，正帶著關於病毒照射和大規模不孕的瘋狂說法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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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摒除在外的不僅是對不孕的擔心。大多數嚴肅的新聞媒體對COVID-19疫苗的不良反應保持沉默，只進行零星報導。無論是十幾歲男孩和年輕男性在接受最初的mRNA注射後出現罕見的心臟發炎病例（這種現象正在接受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監測），還是接受輝瑞和BNT生產的二價COVID-19疫苗老年人，中風機率可能略有上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在二○二三年初提出這個問題）。8每種疫苗都有風險（當然，任何醫療程序或藥物都有），而這些傷害反應的報告，即使證實，也不會否定接種疫苗的價值或重要性：COVID-19本身對大多數人口仍然代表更大的健康風險。
這些事情原本可以由醫學專家輕易解釋，幫助民眾衡量健康決策的得失。然而，許多新聞報導似乎被恐懼控制，只要稍微提及可能的風險，就會傷害疫苗接種的信心，進而為陰謀論的群眾提供糧草。結果，事實恰恰相反：由於難以獲得關於疫苗風險可靠、深入的訊息，各種謠言，例如朋友的朋友在注射「疫苗」後生病或死亡，在數位世界成為小道消息流傳。這為我的分身和其他在注意力經濟中的騙子打開一扇大門，使他們能夠自我定位為無所畏懼的醫學調查員，梳理原始疫苗試驗數據，以及傳言被壓在疾病管制中心的報告。通常，這些沒有醫學學位的人缺乏專業知識來正確解釋這些報告。當然，這並不阻止他們精挑細選每個自稱的說法或實際的負面反應，以支持他們不斷高呼的論點：一場疫苗「種族滅絕」正在進行，而這一切在三流媒體中被大型藥廠資助的走狗掩蓋。
再一次，這顯然是一種投射：二○二二年四月，研究人員估計，在死於COVID-19的一百萬美國人中，有四分之一的生命「可以透過基礎劑的疫苗預防」。
這一百萬人中的四分之一如果接種疫苗，就能活下來。這種災難性損失的責任很大程度應歸咎於那些散布不實訊息的人。雖然這些疫苗並非沒有風險，但在降低COVID-19嚴重程度方面卻非常安全且有效。儘管如此，我們或許應該承認，許多媒體機構淡化或完全忽視罕見的疫苗不良反應，這樣的決定可能促使人們尋找更劣質的資訊來源。當編輯和記者因擔心觀眾無法應對複雜事實而迴避重要話題時，並不會遏制陰謀論蔓延，反而會助長發展。
關於是否關閉學校和面對面學習，這個爭論同樣受到類似兩極化邏輯的影響。學校和公司需要關閉，這點無庸置疑—但是，為什麼購物中心和賭場在同一時期卻經常獲准營業？在二○二○年春天，最初不可避免的混亂封城時期過後，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線上學習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因為缺乏相關設備，權益受到影響；無法照顧許多需要面對面支持的發展障礙學生；單親父母無法離家工作，甚至在家工作時也受到影響，尤其對於母親；社會孤立則對無數年輕人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解決方法不是在病毒仍在肆虐、疫苗尚未普及之前就隨意打開學校大門。然而，關於如何重新構想公立學校，使學校在病毒肆虐的情況下依然安全—例如縮小教室規模、增加教師和助教人數、改善通風、加強戶外學習—這些更廣泛的討論又在哪裡？我們早就知道，青少年和青年在封城期間面臨心理健康危機，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投資戶外環境和娛樂活動，讓他們遠離螢幕，與其他年輕人在社區中互動，為我們這個陷入困境的星球貢獻有意義的工作，同時振奮他們的精神？
在與病毒共存的頭幾年，我們陷入封鎖與開放的二元對立，卻沒有考慮許多其他選擇，也缺乏深入辯論。面對陰謀右派如洪水般湧來的謊言，許多自由派和進步主義者選擇僅僅捍衛現有的措施，儘管事實上我們可以並應該要求更多。
彷彿就像某件事情在鏡像世界中變成一個問題，在其他地方就自動不再重要。這種情況在許多事情上都曾發生，有時我覺得我們就像相反的木偶一樣被綁在一起：他們的手臂向上，我們的手臂向下。我們踢，他們擁抱。
我們也開始用一些不舒服的方式互相模仿。遵守公共衛生措施的人對那些不遵守的人進行評價，因為他們拒絕將免疫功能低下者的福祉置於自己的便利之上，而且漠不關心醫護人員所做的巨大犧牲，所以未接種疫苗的人擠滿COVID-19的病房。他們怎麼這麼無情？怎麼如此願意區分人類生命的價值？然而，當未接種疫苗的人感染COVID-19時，許多曾經批評這些人無情的人又會說，那些人可能不值得接受醫療保健，或者發出一些糟糕的笑話（不一定是笑話），例如COVID-19可能會讓世界上愚蠢的人消失。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說過，未接種疫苗的人不是正式公民。我們彼此對立，卻不知為何變得越來越相似，願意宣布對方不配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