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執法變犯法？揭開台灣警察強制力的荒謬真相

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律不僅是規範人民行為的工具，更是一種社會共識的展現，其與道德、習俗、宗教同為社會規範，最大區別在於—法律具備「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然而，這份強制力若無正當程序與社會信任支撐，其實踐便可能從維護秩序的利器，淪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尤其對於處於執法前線的警察而言，如何在合法授權與社會期待之間找到平衡，始終是難以化解的兩難。

新北淡水的案例即是一例。員警依職責對闖紅燈男子實施盤查，對方拒檢、辱罵並抗拒，員警使用肢體制伏手段制止對方，卻遭起訴為傷害罪，被判刑三個月。這樣的結果在司法邏輯上或許可以討論，但在社會觀感上卻是一記警鐘——當執法者在合理情境中使用有限度的強制力仍需面對刑責，制度究竟是在保護社會，還是在懲罰執行法律的人？

這樣的情況突顯出台灣警察職權長年處於法治邊界的模糊地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0條，對抗拒拘提、逮捕者，警察得使用必要之強制力。但在實務中，何謂「必要」？何謂「適當」？即便有《警察職權行使法》與《警械使用條例》作為依據，但面對現場的瞬息萬變，法律條文的僵硬與現場狀況的複雜經常錯位，讓員警幾乎只能靠直覺與經驗判斷，而非明確的行動指引。

正因此，淡水案高等法院破天荒引用「強制力控制層級表」，確認員警依據對方行為程度採取合比例強制行動，不構成傷害罪，才真正給了第一線警員一份明確可見的保護。這份表格看似簡單，卻從本質上回應了《21世紀美國警政報告》所指出的核心—當人民認為執法是「程序正當」的，他們才會認同執法者擁有「正當權力」。正當性並非來自職銜與裝備，而來自制度與信任。

《警械使用條例》修正已納入員警在特定情況下可使用槍械，並在事後國賠制度中給予一定程度保障，似乎補足了法律上的「強制力授權」。但若沒有制度化地將「強制力控制層級表」納入常規訓練與執法流程，這份法條依舊只是飄浮在高空的「紙上防線」。員警面對挑釁與暴力的現場，仍舊可能因缺乏指引、害怕事後究責，而陷入猶豫、甚至選擇消極不作為，導致執法真空與公共安全漏洞。

我們不可否認，警察行使強制力，本質上就是對人民基本權的限制與干預，因此，保障人民權利仍是制度設計的基石。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正視，若法律體系對執法人員的保護始終處於事後補救，而非事前防範與事中指引，則法律的正當性便只能淪為抽象理念，無法轉化為行動的支持。

最終，回歸法律的本質，其核心是規範集體生活、維持社會秩序，但若我們允許執法者成為制度與社會的不信任犧牲品，那麼這份秩序終將建立在恐懼與怯懦之上，而非信任與尊重。淡水案的逆轉無罪，是一次制度的微小勝利，但若我們無法將此經驗制度化、常態化，那麼下一次的悲劇仍舊可能在轉角處重演，成為法律強制力未被正當使用的又一次諷刺證明！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相關報導： 台南婦自撞路肩警車身亡…值勤員警「算過失致死」送辦！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