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是台灣歷史不可磨滅的印記。是二戰時期國家強制力下的犧牲品，見證日本亟欲擴張的野心；是女性被作為性客體，在性別議題上至今未解的難題。我們遠遠讀著的歷史字句，卻是走過那段歷史的慰安婦阿嬤們要各自面對的人生處境。
「如果對你人生造成很大傷害的人不認錯，你要怎麼辦？」
這是阿嬤們要面對的課題，也不只是阿嬤們要面對的課題。
痛苦追逐者的提問：我們該如何看待悲劇？
紀錄片《蘆葦之歌》，以慰安婦的晚年生活為題，紀錄 2011 至 2012 年阿嬤們參與婦女救援基金會身心照顧工作坊與平日生活，甚至是他們前往日本抗議的身影。導演吳秀菁說到願意接拍此片的原因，主要是切中了她的「療癒哲學」。
「當初會同意有一個共同點是因為，她（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告訴我她想拍的東西，她很想單純紀錄阿嬤的晚年。」
「而且他不想要鎖定在『控訴』，雖然這個事情還沒有了結。所有人看這個事情的第一個反應都是，為什麼日本不道歉？」
接受了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的邀請後，吳秀菁開始思索，如果不再鎖定「控訴」，那還能拍什麼？
「拍紀錄片我一直是個 Pain Tracer，痛苦的追逐者。」
在吳秀菁導演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作品《回家》中，她拍攝了死刑犯湯銘雄與受害者家屬杜花明的故事；與《蘆葦之歌》相似的是，兩者都在跟時間賽跑，也都在處理某種人生悲劇對個體生命的纏繞。導演把自己的疑問放進了創作中：究竟，我們該如何看待悲劇？
「我十幾年來拍紀錄片，後來做了一個整理，就包括、特別是《回家》，就發現我的哲學應該是說：尋找罪行之後的悲劇改寫。」
整理人生，你的人生才會是一部真正的電影
看過《蘆葦之歌》，會被片中淡然但仍讓人掉淚的餘韻擊中，而要理解導演處理生命課題的厚實感，必須先了解導演拍攝紀錄片的理念。在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授課的吳秀菁，提到她給學生的拍攝作業，一定要從自己開始：從「我的名字」、「我的家人」到「我的悲劇」，一步步爬梳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覺得你的生活沒有悲劇，你也可以拍喜劇。但沒有人拍喜劇。」
吳秀菁說，拍完了悲劇，接下來則是要拍攝「悲劇改寫」。
「如果你不整理你的人生，那你只是一直在拼貼別人的電影。」
因為唯有更了解自己，才能重新突破自己，改寫已經造成的錯誤。而這彷彿也是《蘆葦之歌》中的一幕 : 慰安婦阿嬤們輪流跟椅子說話，將椅子當作是生命中那位來不及見到，或是再也無法見到的人，把心中最懊悔、悲痛或感謝的話通通說出來。那是勇敢面對自己塵封的過往，是和過去和解才能從中解脫，才能迎向未來。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難道做一做那些遊戲，阿嬤們就可以得到療癒？當然我也有些懷疑。」
但身心照顧工作坊讓吳秀菁體會到「療癒」對阿嬤們的重要，也是點亮《蘆葦之歌》的靈感。以「療癒」為題，這一次，阿嬤們出來訴說當年，不再是為了控訴，而是要整理自己，和自己和解。 （相關報導： 「反正都要殺死她們，不如先強姦她們」南京大屠殺日本老兵自述，80年前他們如何成為惡魔 ｜ 更多文章 ）
在紀錄片和阿嬤的關係中，我選擇與阿嬤的關係
而對於吳秀菁來說，拍攝《蘆葦之歌》，她其實非常感謝阿嬤們對她的信任。不過，這些信任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剛開始拍攝時，阿嬤們除了在身心照顧工作坊之外，私人的生活，其實都不喜歡拍攝團隊來訪。那是過去的經歷，讓他們對人的安全感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