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的事，為什麼會發生在慈禧太后身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必然有其偶然的部分，再三提醒我們歷史沒有固定的規律。不過其中也有源自長遠背景的結構性因素。
權力真空下慈禧崛起的偶然因素
慈禧的出身是八旗中的葉赫那拉氏，葉赫是他們這支系譜的起源地，那拉是族名。在野史中有一種說法，說她其實不是滿人，而是山西長治縣一個漢人家中生的女兒。這種說法沒有什麼站得住腳的證據，不過反映出慈禧身上一件比較難得的特質，就是她在入宮前學過漢文，能讀而且能寫漢字，這在滿清宮內的后妃中很少見。
滿洲婦女受教育認字讀書的不多，認漢字、讀漢文書的就更少了。慈禧的漢文能力應該是自學得來的，所以她雖然能讀能寫，但一輩子沒有真正掌握如何寫正確，更不用說寫優雅的漢文。她留下來的漢文資料一般都有錯別字，也有不少文法不通的地方。
然而有限的漢文能力，加上咸豐皇帝的后妃中只有她生下兒子，就構成了足以讓朝廷天翻地覆的大變數。因為兒子拉近了慈禧和皇帝間的關係，又因為懂漢字讓她得以與聞朝政。
到咸豐朝後期，皇帝經常以口述的方式由慈禧記錄他的諭令，於是慈禧和其他后妃拉開了身分差距，她不只經常陪伴皇帝，而且她了解朝廷和朝政。如此她突破了傳統上極其嚴格的「內外朝」劃分，以內朝的身分介入外朝決策，並且透過參與政事的皇親，如在咸豐朝甚受重用的恭親王奕訢，而得以認識外朝重臣。
最重要的偶然因素，是咸豐皇帝在第二次英法聯軍迫近北京時出宮躲避，隔年病死在熱河行宮。帝制最大的風險在於當前一位皇帝去世時，不能保證一定有兒子可以繼承皇位；就算有兒子，也不能保證兒子已經長大到可以承擔皇權的責任。
遇到這種兒子無法順利繼承的情況，傳統上就會有兩股力量拉鋸爭奪。一股力量來自小皇帝的母親，可能是血緣上的母親，也可能是倫理身分上的母親，通常她背後還會有外戚的勢力一併牽涉其中。另一股力量是被先皇信任的大臣，由他們來擔任攝政或輔政的角色。
在一時的權力真空中，可能產生許多變化，然而不管哪一方力量勝出，畢竟也都只是權宜的安排，很難穩固，沒有人能真正全盤掌控。只要皇權不在占據皇位的人身上，就必然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
在熱河行宮，其中一個麻煩的變數是遺詔中所用的「贊襄」二字（註）， 引發了不同的解釋。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認為這和「顧命」是同樣的意思，也就是授權由他們八個人集體擔任「攝政」。因為沒有選擇任何一人來當「攝政」，所以才用「贊襄」稱呼。
然而以新升任皇太后的慈禧為首，加上一些其他大臣，這個集團則認為「贊襄」就表示身分低於「攝政」，先皇並沒有要讓八大臣握有決策權，他們只有從旁建議、輔助的地位。根據這項看法，慈禧太后說服了慈安太后，聯合起來拒絕交出她們手中保管的兩枚聖旨印章。慈禧堅持以小皇帝名義頒行的聖旨都必須由她過目，而她也確實有能力可以看得懂、可以有意見。
肅順當然不同意這樣的安排，和慈禧之間的衝突愈來愈嚴重。於是慈禧就聯絡為了處理英法聯軍諸事而留在北京、沒有到熱河的六王爺奕訢。因為偶然的因素，咸豐皇帝去世，皇權出現中斷、不確定狀況時，清朝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一個在熱河，一個在北京，提供了慈禧太后選擇與操控的機會。
祺祥政變與逼退恭親王的隱性政變
慈禧太后派了她最信任的宦官安德海，假裝和慈安太后的貼身宮女雙喜大吵一架，安德海因此被降等逐回北京，不得繼續留在熱河。安德海懷著祕密任務回到北京，透過總管內務府大臣寶鋆傳話，要奕訢趕往熱河。
奕訢以奔喪為名義，上摺要求前往熱河，卻被肅順為首的「贊襄大臣」們否決了。慈禧與慈安只好聯手介入發出密詔，以皇親宗室禮儀為由，終於讓奕訢得以啟程。
奕訢到了熱河後，慈禧要求單獨和奕訢見面，又被肅順以叔嫂戒防為理由拒絕。幾經折衝，才讓奕訢終於能和慈禧說話。慈禧後來再就禮儀問題和肅順商量。依照正式禮制，大行皇帝移靈時，小皇帝必須跟隨，而且從熱河到京師的路程上，每天都有繁複的儀節，才六歲的小孩恐怕吃不消，於是請求讓小皇帝不必緊隨。
肅順同意了。所以兩宮太后帶著小皇帝「由間道先行啟蹕」，「贊襄大臣」則分成兩組，一組隨小皇帝走，另一組─包括肅順在內─要照顧大行皇帝梓宮，在後面由大道回京。
慈禧太后利用先回到北京的幾天時間，和奕訢聯手，發動了「祺祥政變」，將政權從肅順等八大臣手中奪走，八大臣不是被賜死，就是被革職。今天即使是學歷史的，都很少人聽過「祺祥政變」這個說法，主要是「祺祥」這個詞在歷史上消失了。
「祺祥」是原訂的新年號。肅順在政變中失勢後，原先曾被肅順打壓過的大學士周祖培就上奏，檢討「祺祥」這個年號。他考據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位皇帝的年號用過「祺」字，而「祥」字也只出現過一次，那是南宋早夭、七歲就去世的少帝趙昺的年號。多麼不吉利！
取消了「祺祥」年號，軍機大臣另擬了「同治」為新年號。表面上說是「天下同於治」的意思，但實質上是配合當下情勢，由兩宮皇太后「同治」，或由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同治」的局面，總都是貼切的，給予新政局合法性。
在政變中，恭親王奕訢的角色遠遠超過慈安太后，不過他的宗親身分卻給他帶來權力行使上的阻礙。一來，在血緣身分上，他是咸豐皇帝的親弟弟、同治皇帝的叔叔，也就是他是有資格當皇帝的。這樣的親近關係，使得他能夠凌駕肅順，將政權奪過來；但這樣的親近關係，也使得慈禧太后必然對他抱持著警戒，擔心他如果野心更大時，會想要自己當皇帝。
政變之後，奕訢得到了「議政王」的特殊權位，等於是以宗親身分實質統領外朝。對這個朝廷，奕訢立有大功，他主導最困難的英法聯軍善後事務，又組織北京的勢力協助慈禧太后剷除肅順。但他愈是顯赫，愈是觸犯了從明代以來另一項政治上的禁忌─宗室與重臣不得混同。
這是朱元璋建立絕對皇權的一種防範手段，盡量將其他在血緣身分上有可能覬覦皇位的人，排除在政治權力運作之外。有身分的人沒有權力經驗，有權力經驗的人沒有身分，如此提供現任皇帝不受威脅的最高保障。
制度建立起來後，從明朝延續到清朝，也就連帶產生了外朝大臣防範宗室成員根深柢固的基本態度。
在這樣的結構下，幾乎無可避免的事就發生了。同治四年，一位叫蔡壽祺的翰林院編修上了一份奏摺，洋洋灑灑列出對於恭親王的「十大罪」指控。
蔡壽祺此舉有著明顯的投機之意，也反映了當時的官場風氣與遊戲規則。利用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機會，想要吸引皇帝注意，一定要敢於冒險，向皇帝指控握有大權的人。如此做當然必須承擔遭到報復的高風險，但相對也會有暴得大名、一夕獲得不次拔擢的機會。
參奏高官可能有幾種結果。最常見的是皇帝認為你胡說八道，將上奏駁回，過程中很可能上奏內容會外漏，當然就得罪了被你攻擊的重臣，只能等著遭到報復。第二種情況是皇帝認為上奏有用。一種有用是可以藉機管束重臣，將被參奏的人找來，警告他別太放肆囂張，現在有別人告狀的把柄落在皇帝手中了；另一種有用是真的徹查上奏中批評的內容，予以處置。
這是清朝正常政治運作中的一環，所以有蔡壽祺這樣的上奏不算意外。尤其奕訢以宗親身分又主掌大權，是最典型高風險卻也可能帶來高報酬的明顯彈劾對象。
從咸豐朝便與知政事，慈禧太后很了解這些官僚運作的邏輯，於是便操作蔡壽祺的上奏，逼迫恭親王退離原本總攬權力的「議政王」位子。這其實等於是第二次的政變，宮中、朝中隱性互動的政變，結果是奕訢也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如此宮中、朝中的權力運作就都集中在慈禧太后手中，沒有人能挑戰她，甚至沒有人能在權利地位上和她平起平坐。
註：《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卷三百五十六》記載：「奉遺詔曰：……召見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硃諭，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命該王大臣等，盡心輔弼，贊襄政務。」這八名王大臣分別為：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和焦佑瀛。
作者介紹｜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流出版《不一樣的中國史13：從變法到革命，顛覆帝制的時代──晚清》（原標題：權力真空下慈禧崛起的偶然因素）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