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中國監管機構發起了針對民營經濟的大規模打壓。這些鎮壓行動不僅損害了民營企業的競爭力，長期還可能危及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創新前景。
時鐘撥回到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的首次公開募股（IPO）計劃在最後一刻被中國監管機構叫停。這筆交易的籌資規模達到340億美元，原有望成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規模IPO。
這開啟了中國監管機構針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全面鎮壓，國內科技、金融、遊戲、教培到房地產等行業受到重創。這場運動在全球範圍內讓中國公司的市值蒸發超過1兆美元，MSCI明晟中國指數今年下跌了15%。
《中國資本主義的迷思》一書作者、智庫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高級研究員羅谷（Dexter Tiff Roberts）告訴美國之音：「以（阿里巴巴）的例子而言，與政治有很大關係，試圖更多地控制他（馬雲），也向其他億萬富翁企業家發出信息：最終你確實需要記住，黨是你的老闆，在中國的體制下共產黨是你的老闆。」
以「共同富裕」為名
對民營企業的鎮壓行動是以「共同富裕」的名義展開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重提要實現「共同富裕」，政府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經濟干預讓富人和企業分享更多財富。
提倡「共同富裕」的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並不陌生。上世紀50年代，中共將民族企業家的財產劃歸國有；鄧小平在70年代末領導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但要求「先富帶動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如今，中國社會日益惡化的不平等現像似乎對政府再度形成挑戰。外界普遍預計，習近平將在明年尋求第三個主席任期，要求縮小貧富差距的姿態可以幫助他贏得民心。
2月，中國監管部門出台了針對科技公司的新的反壟斷指南。隨後，政府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名義打壓了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美團和拼多多等科技巨頭，其中第一個被針對的阿里巴巴在4月遭到創紀錄的200多億人民幣罰款，螞蟻金服則被要求與國有資本企業重組其業務。
這些民營企業還被要求更多地履行社會責任，他們將企業利潤用於政府支持的社會事業，包括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和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在內的一些最成功的企業家選擇退隱，投入公益事業，來避免外界對自身的巨大關注和追捧。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這場鎮壓運動體現了政府渴望收緊對民營企業的控制。
她告訴美國之音：「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反壟斷法真正通過之前採取的行動。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因為它使商業機構感到驚訝，而且鑑於國有企業在中國的作用非常大，反壟斷法似乎只適用於私營領域。」
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日益市場化的經濟之間的尷尬地帶。民營企業比國企更有生產力，貢獻了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人數，吸引了大量外國資本。
在技術的推動下，民營企業往往走在創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和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佔據了中國市場超過90%的移動支付市場份額，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佔據了打車市場90%的份額。
然而，這些民營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正在挑戰中國政府的控制範圍。
艾西亞表示，這些民營科技企業掌握了大量消費者數據，而政府將數據視為一種重要資源，是控制各行各業和了解其國民想法的重要渠道。
她說：「盡可能多地汲取信息，了解人們真正想要什麼，他們的恐懼是什麼，他們的偏好是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
6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國低調上市，但上市後不到48小時，中國監管部門就宣布以「嚴重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對該公司實施「網絡安全審查」，讓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戶註冊，並要求該公司部分應用下架。
在這不久後，中國網信辦出台準則，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要求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中國運營者赴外國上市時，必須獲得官方批准。
中國政府正採取更多措施將數據國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分別實施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任何組織盡量減少收集個人數據，但給予政府對數據的廣泛訪問權限。
分析認為，監管部門對民營企業的打擊部分還出於對發展不同類型技術的渴望，他們希望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夠與北京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目標保持一致。
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全球技術政策專家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科技企業將重點轉向半導體和新能源等硬技術，而不是目前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最大盈利為目的的技術。
他說：「黨和政府似乎願意，比如說，忍受這些公司在這個過程中失去相當數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式重新調整他們與黨和政府的優先事項。」
隨著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加劇、美國限制對華出口敏感技術，中國面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創新模式，也更加依賴私營企業的創新能力。
特廖洛說：「中國在半導體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後於形勢。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領域有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不是數量。」
鎮壓會持續嗎？
監管機構的持續打壓加劇了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多家國際金融機構援引民營企業面臨的監管高壓，下調了對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羅谷說：「如果企業的優先事項轉向努力實現共同繁榮的目標，而不是試圖開發技術，或滿足他們的股東，或增長他們的業務，那麼這將產生很大的經濟影響。」
凱投宏觀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9月在一篇分析中質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確保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中國還面臨一系列經濟增長壓力，包括新冠對供應鏈的持續損害、能源危機、物價飆升以及房地產債務危機加深，這可能會影響新一年裡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打壓規模和力度。
艾西亞說：「他們正在設計一個非常明顯的軟著陸，我認為你在房地產行業看到的更多，因為它有最大的影響。但更普遍的是，我認為儘管我們仍然看到一些行業被作為目標的消息，但現在的消息比以前有細微差別。」
有一些跡象表明，監管鎮壓力度可能在放緩。中國當局近日表示，將介入幫助恆大處理其債務危機。還有報導稱，中國央行正在考慮允許放寬房地產政策限制，幫助面臨債務危機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資產。
但有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官方對民營企業的打壓目標仍然存在，中國領導人相信，即使需要犧牲一時的經濟增長，但會帶來長期的經濟繁榮和政權穩定。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認為監管框架和國有企業的突出地位是一種新模式的一部分，這種模式將成功，而他們稱為『西方模式』的模式現在似乎已經失敗了。」
中國官方暗示，對私企的鎮壓還將繼續。中國高層在12月初召開的經濟會議上再度提及對資本設置「紅綠燈」，要求加強對資本的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
艾西亞表示,中國需要一個更加穩定的監管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關注。
她說：「如果中國繼續玩弄恐懼，我認為會困難得多。抱歉，我認為對中國的投資會非常低。」
他說：「他們會不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他們會不會害怕做政府當初給他們帶來麻煩的那種充滿活力的事情？他們會不會寧願保持安靜的生活，做政府說的事情，而不去試圖惹惱任何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私人公司的創新結構和能力當然會受到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