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勞動法修法有針對工時延長，在公聽會上認以落後於96年前國際標準；或有官員以為應該交由勞資協議，並給他們更大的空間，筆者容有不同見解。首查，《勞動基準法第1條》：「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等語，定有明文。依照上開規定，《勞動基準法》即使有勞雇約定，亦不能低於法律標準，且勞動法沒有規定者，亦應適用民法等規定，合先敘明。次查，《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等語，就7日工作，休息1日，定有明文。是以，目前要被修正的7日工作，休息1日的規定，是勞工應有的法律權利，若要修法，應該更要審慎為之。再者，《民法第483條之1》於民國88年修正，增訂：「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等語，在相對於勞動基準法特別法，於普通法的民法中，增訂雇用人對受僱人的義務，看來是有較佳的保障，果真如此？又查，民國19年戴修瓚教授所撰寫的《民法債篇各論》第157頁以下認為：民法對於「僱用人義務」，付之闕如，他舉德國與瑞士立法認為應包含：1、對受僱人安全保障義務；2、對同居之受僱人，應保障其家庭生活、飲食、住宿、健康，甚至符合其宗教的處遇；3、對非因過失而不能工作者，給與一定期間的勞務報酬，4、對家庭僱傭，應該有醫療與照顧義務，期間可分為6個月與僱傭期間等等。比對《民法483條之1》，民法反而於普通法範疇，相形見拙，難稱保護周到，不僅修法太遲，也修法太少。是以，公聽會中，有教授認為勞動法制落後90多年之稱，絕非危言聳聽，反倒是擲地有聲！又查，即使是這樣的《民法第483條之1》，在民國88年以後，亦對「過勞死」的討論，於司法實務，做出卓著的貢獻。承前，《台灣高等法院94年上字第192號民事判決》雖認：勞工並非過勞死，然必須要符合法定工時8小時，參酌打卡記錄與認為雇用人並未違反《民法483條之1》的義務。其後，《台灣高等法院103年上更（一）137號民事判決》認為：除引用上開民法與勞動基準法限制工時的規定外，並言明「限制工時規定，乃使勞工身心疲勞得以恢復，進而促進文化與促進和維護家庭制度」等語，並認違反工時規定，致使過勞而身故，仍應屬於「職業災害」。綜上所述，日前公聽會學者所舉：過長工時，造成少子化，人力斷層，甚有國安危機，非危言聳聽，實乃真知灼見！再查，假設延長工時勢在必行：是否勞動者身體進化無需休息？或機器落後，須以人力填補？第一個假設：東方的《左傳》有：潁考叔與子都爭車，徒手拖行戰車跑步；西方《聖經．士師紀》有：參孫徒手與猛獅搏鬥，讓大殿房屋梁柱崩壞。古代的大力士事跡，不知凡幾？然科技突飛猛進，人們四體不勤，現代人壽命固長，然體力不似古人，所以第一個假設不可能成真。若要第二個假設為真，則需否定工業革命以來，簡化人力的發展，或政府業界承認工商外移，轉型空洞，除了服務業外，台灣已無像樣的前瞻產業，所以必須用加長工時填補？是以，若不是人類進化或科技退步，筆者百思不得其解，何以要修法放寬限制工時規定的「安全閥」，廢棄保障勞工與其家屬的「保命符」？末查，《昭明文選．陶淵明傳》有陶潛逸事，惜《晉書》未收。他給外地的兒子僱傭，信中寫到：你在外工作不易，我給你顧了傭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白話文：傭人也是人家的孩子啊，要好好的待他！五柳先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推己及人，即使兒子僱傭亦善待之。封建時代，講究尊卑，此義行難能可貴；我們自詡民主法治時代，還有勞動部與勞動法制，還比不上嗎？如是加長工時，大開勞工權益倒車的修法，試想：「淵明復生，能不墮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