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 的所有文章

相約，去鹿港給李棟樑上香，腳蹤回返1986年［鹿港反杜邦運動］。同行者的一雙鞋跡，踏過鎮街偶而灑落在街巷間的午陽，光與影讓記憶回返過往…。在鹿港，彷彿再次走進「李壽春香鋪」，時間在長廊的另一端招手。

《寄生上流》在坎城摘獎，其來有自。因為，它透過當代亞洲人最核心且面臨崩解的單位──家庭，在看似再日常不過的詭計中，揭露整個全球化危機下的資本社會，在面臨高房價、低工資、低就業、貧富差距拉大的狀態下，所遭遇的解體「碎相｣，讓人無法不屏息以看待下一步的撞擊，將帶來何等巨大的階級裂痕。沒錯，這部電影在觀眾面前赤裸揭露階級問題，高明的是，它卻一點也不讓你感受到階級的「老梗化｣。例如，壓迫、抗爭或妥協、戰鬥...這裡沒說這樣表現階級的電影或劇作不好，只怕無法穿透虛擬消費社會所佈下的重重隱形控制。話說回頭，這其實是一部關於兩個半家庭的故事：前面一個是：豪宅裡的超級富豪；後面一個是：蝸居「地下違章｣的超級貧民。再有半個是：已經碎裂的、無法見到日光且鄰近崩解的一對夫妻，在銅牆鐵壁的「地下社會｣，呼吸尚存而已。

若拉大苦難記憶的時空面向，應有兩部電影前來相遇。一部是時空這邊的《悲情城市》；另外，是時空那側的《悲傷草原》。當長鏡頭底下的殺戮記憶，活在當下的眼前，凝視的已經不再是：撕裂帶來的仇懟，仇懟帶來的悲情；而是在詩意的美學告白面前，讓膠捲滾動著時間的傷痕，以及傷痕帶來的「共時性」反思！ 多年以後，再次觀賞《悲情城市》，終於可以理解，詩意的現實如何展現在一部歷史長河......

時間是一條時而波瀾洶湧、時而寂靜無聲的長河。回憶30年前，因著一場紀實採訪，去到客家工農運動的現場；30年後，再次前往現場，卻是為了一齣改編自當年訪談的戲碼。戲劇表現與客家共同記憶的關係，如何與紀實書寫產生有機性的關聯，當真令人玩味！

您教我認識

雞蛋與高牆，是春上村樹在接受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致答詞時的一句比喻，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我倒沒那麼深知，或許，是在不經意間，把高牆想成是石頭那回事了。想當然耳帶給人的習性；倒並非自以為是，而是被自己的慣性認知給矇了。這很尋常出現在快速流通的社群媒體或社會交往中。

「差事劇團」推出《戲中壁X》一劇，將於9月在台北「華山烏梅劇院」與「台中國家歌劇院」小劇場登場。

2016，〈差事劇團〉開始於新竹誠正中學開啟逆風少年的戲劇課程，每周一回、歷時半年的民眾戲劇工作坊，最後達成演出的效果，受到矚目；2018年到今年(2019)，也在彰化少年輔育院(誠正中學分校)開展逆風少女的戲劇輔導，在矯正教育的制式思唯下，意圖走出超出權力建構關係下，高牆內青春年少、好男好女的生命圖像，化作故事，登上舞台。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2020年秋天，【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將在台北《水源劇場》與台南《奔訪E倉庫表演廳》再次登場演出。本劇曾於2018年因應客家運動30周年演出,並於2019年入圍15項台新獎,這次演出將以嶄新面貌的創作,經過導演與演員的通力合作,以新面目重新登場。這裡，引用2019年<台新藝術獎>入圍15項的入圍理由，做為引介本劇再次登場的開端：

1980年代中期，剛從少尉預官退伍，由於在軍中服役時，經由報紙地方新聞的邊欄方塊，得知美國《杜邦公司》將在彰濱工業區設廠的消息，觸動寫詩文藝青年關切土地與跨國污染的關係，於是在和友人多次進出鹿港，蹲點調查後，和《人間雜誌》陳映真老師取得聯繫，陸續開展《鹿港反杜邦》的田野調查與報導工作。

最早，約莫是25年前的1995年，陳映真先生在《聯合文學雜誌》上寫了「禁錮與重構—讀鍾喬《戲中壁》」一文，以他濃郁且深含左翼文藝批評的筆調，寫下對這部中長篇小說的評論。其中一段話如下：「把高度政治性的題材，以高度的自覺，用藝術形象的思維加以表現—即以高度的自覺，避免用獨斷、粗糙的教條口號加以表現，是《戲中壁》值得推崇的優點。｣這一段話，有其令人深思的況味；但，緊接著他說的，「人物塑造和動作發展的缺陷」的評語，卻更是一針見血。

多年以前，我曾以「觀眾，請站起來」為題，在［民眾劇場］的領域發表言論。現在回想，當觀眾不斷被期許為民眾時，民眾也漸漸在網路社媒的時代，失去作為具備階級認同身分的民眾，而消失在新自由主義無限擴張的消費市場中。然而，我們依稀在「民眾性｣與「美學性｣的辯證中，企圖掌握劇場如何讓民眾站起來的關鍵性。

以阿戰事一觸即發。我寫了一首詩。主要的靈感來自於：我們只要在網路上翻閱「加薩孩子」四個字，便會出現的畫面：一個孩子朝著以色列的坦克投擲石頭。並說著：「這不是生存，而是存在。」我對這句話印象深刻，特別是「生存」以投擲石頭碰撞坦克時，下一刻如何「存在」的畫面想像，猶為深入心坎。

秋鬥行腳，一開始就以「反萊護藻」作為號召，並在每日行走的路程中，連結在地力量，作為抗爭的主軸。11月25日，行腳進入中彰投，恰是沿島南至北行程的中繼轉接點。

音樂的抗爭性，自上世紀60年代始，便有一股發生於第三世界，對於西方新殖民文化的反抗與批判，出現在拉美、非洲也初出現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最近，翻閱民眾文化記憶簿，躍入眼簾的即是：1990年代初期，菲律賓patatag派答他客樂團的民眾音樂，一逕以菲國母語塔加落語“tagalog”唱出的對於美國克拉克空軍基地的抗爭風潮⋯⋯patatag這個字眼，其來有自。

記憶中，那是一個酷熱的日午，我獨自走在通往一片茂密甘蔗田裡的黃沙路上；農村小徑彎彎蜒蜒，夏日豔陽照落的過午，沒人會在這種時刻現出人影，就算偶而掠過腳蹤的貓狗，也都顯得格外躡手躡腳，像似深怕驚動烈日下的孤寂。

嘗試不以歷史的觀點切入一本以歷史做為基石的書籍。這，會不會再一次給自己的作為，帶來苦惱或者成為箭傷呢?其實，也並不自知。然而，如果可以為一部值得深入探究其內涵的書，說些甚麼有意思的話語，或許也是另一種切入的觀點。

編按：濟州4·3相關紀錄文獻被正式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濟州道知事吳怜勳表示：「這是將濟州居民療癒4·3傷痛、實現和解與共生的歷史旅程，昇華為世界遺產的意義深遠時刻。」他並承諾：「我們將持續有系統地蒐集與保存4·3相關紀錄，並將其作為和平與人權教育的活教材，傳承給未來世代。」

選擇春寒料峭登島，雖有些偶然，也非全偶然。

從泰雅原住民抗暴的「霧社事件」至宣揚戰時體制的電影「沙鴦之鐘」，二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呢？亦或者單純只是一樁歷史的巧合？共榮所置換的東方殖民主義如果我說：《沙鴦之鐘》是「美麗的魔咒」，相信會有議論認為是聳人聽聞；但，我無意以修辭誇張或感染一部電影。在這裡只是想藉由這部電影，鋪陳在太平洋戰事已達烽火高峰時期，日本當局透過當年尚稱萌芽階段的「映畫」，從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