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文:從白色恐怖到遠化罷工,重返客家共同記憶的現場

2018-08-12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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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蔡明德攝)

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蔡明德攝)

時間是一條時而波瀾洶湧、時而寂靜無聲的長河。回憶30年前,因著一場紀實採訪,去到客家工農運動的現場;30年後,再次前往現場,卻是為了一齣改編自當年訪談的戲碼。戲劇表現與客家共同記憶的關係,如何與紀實書寫產生有機性的關聯,當真令人玩味!

1988年,因著一場語言主體性的倡議,「客家運動」在戒嚴剛剛解除的頭一年,蔚為一時風潮,在當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浪潮間,持續受到關注。語言的流失,對於相對弱勢的族群而言,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茲事體大的問題。因為,它關係著人與人之間親近感的消失,以及不易區辨的族群共同體象徵,這在台灣移民歷史中,屢有所聞。舉例而言,雖然,平埔族的消失與客家福佬化的歷史,不能放在同一平台上相提並論;但,語言一旦消亡,便再也難以復甦族群的文化情境,這卻是相通的困境。

然則,話說回頭,語言的復甦就能帶動文化的前進或復甦嗎?恐也不其然。特別在客家族群主體性的追尋上,我們往往看到,語言的推廣與運用,最後變得非常形式或具備更多公關的性質。以客語或原住民語,用來在高鐵或捷運的廣播上達成溝通的功效,自不待言;若說要藉此達成族群尊重的功能,只能讓人感到不自在的做作。像是說,「該說的,都讓你們說了!可別再鬧族群歧視的問題...」,可重點在於,這樣的語言形式平等,恰恰是選票式民主最常出現的狀況:用選票來換取你永遠不夠充分理解的結構性問題。而結構問題的缺席,所導致的風險,讓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地自我遮蔽了:族群與族群之間或族群內部的階級位差問題。

這情境,表現在客家身分認同上的,一直是在精英式民主的規範下,讓記憶共同體的軸線,從水平軸的對等中讓位給精英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優勢。這時,被遮蔽的客家記憶共同體,便形成被稱作「隱形族群」的具體因素。族群為何隱形?又為何被隱形?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來的工農社會構造,既是牢固的事實,卻又因涉及一場地下黨人的左翼革命撲殺,必須在現實中被消音。便也形成一直在客家記憶中,深入血脈的工農階級意識,被迫「轉向」為客家人本就有「硬頸」的習性,且看在族群優勢的福佬人眼底,恰有低下勞動者勤奮的性格。這表相正面的修辭,骨子裡,恰在遮蔽客家人,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一慣存在的反叛精神。

這樣的思索,催促我重新走回了30年前採訪過的客家現場。那時,在〈人間雜誌---台灣客家〉專輯的報導現場,我創造了一個人物---范天寒。這顯得有些不太尋常,因為通常報導的特質就是非虛構,創造了一個人物,不就像小說一樣,虛構了一個人物了嗎?其實非然,而是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表面上社會雖已解嚴,冷戰風雲瀰天蓋地的低壓氛圍下,左翼行動所帶來的文化書寫,仍是一片風聲鶴唳。為免受訪者再次遭受殃災,我於是幫本名梁雲漢的地下黨人,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好似也在心底複誦著,他是從那寒冷的整肅天空下,亡命活存下來的受難者!30年時間過去,梁雲漢先生已於兩年前過世,然則,范天寒在光與影的交錯中,從暗幽處折射而出的,卻是不曾死滅的客家地下黨人蹤跡,只不過愈來愈不為現實所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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