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一條時而波瀾洶湧、時而寂靜無聲的長河。回憶30年前，因著一場紀實採訪，去到客家工農運動的現場；30年後，再次前往現場，卻是為了一齣改編自當年訪談的戲碼。戲劇表現與客家共同記憶的關係，如何與紀實書寫產生有機性的關聯，當真令人玩味！
1988年，因著一場語言主體性的倡議，「客家運動」在戒嚴剛剛解除的頭一年，蔚為一時風潮，在當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浪潮間，持續受到關注。語言的流失，對於相對弱勢的族群而言，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茲事體大的問題。因為，它關係著人與人之間親近感的消失，以及不易區辨的族群共同體象徵，這在台灣移民歷史中，屢有所聞。舉例而言，雖然，平埔族的消失與客家福佬化的歷史，不能放在同一平台上相提並論；但，語言一旦消亡，便再也難以復甦族群的文化情境，這卻是相通的困境。
然則，話說回頭，語言的復甦就能帶動文化的前進或復甦嗎？恐也不其然。特別在客家族群主體性的追尋上，我們往往看到，語言的推廣與運用，最後變得非常形式或具備更多公關的性質。以客語或原住民語，用來在高鐵或捷運的廣播上達成溝通的功效，自不待言；若說要藉此達成族群尊重的功能，只能讓人感到不自在的做作。像是說，「該說的，都讓你們說了！可別再鬧族群歧視的問題...」，可重點在於，這樣的語言形式平等，恰恰是選票式民主最常出現的狀況：用選票來換取你永遠不夠充分理解的結構性問題。而結構問題的缺席，所導致的風險，讓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地自我遮蔽了：族群與族群之間或族群內部的階級位差問題。
這情境，表現在客家身分認同上的，一直是在精英式民主的規範下，讓記憶共同體的軸線，從水平軸的對等中讓位給精英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優勢。這時，被遮蔽的客家記憶共同體，便形成被稱作「隱形族群」的具體因素。族群為何隱形？又為何被隱形？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來的工農社會構造，既是牢固的事實，卻又因涉及一場地下黨人的左翼革命撲殺，必須在現實中被消音。便也形成一直在客家記憶中，深入血脈的工農階級意識，被迫「轉向」為客家人本就有「硬頸」的習性，且看在族群優勢的福佬人眼底，恰有低下勞動者勤奮的性格。這表相正面的修辭，骨子裡，恰在遮蔽客家人，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一慣存在的反叛精神。
這樣的思索，催促我重新走回了30年前採訪過的客家現場。那時，在〈人間雜誌---台灣客家〉專輯的報導現場，我創造了一個人物---范天寒。這顯得有些不太尋常，因為通常報導的特質就是非虛構，創造了一個人物，不就像小說一樣，虛構了一個人物了嗎？其實非然，而是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表面上社會雖已解嚴，冷戰風雲瀰天蓋地的低壓氛圍下，左翼行動所帶來的文化書寫，仍是一片風聲鶴唳。為免受訪者再次遭受殃災，我於是幫本名梁雲漢的地下黨人，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好似也在心底複誦著，他是從那寒冷的整肅天空下，亡命活存下來的受難者！30年時間過去，梁雲漢先生已於兩年前過世，然則，范天寒在光與影的交錯中，從暗幽處折射而出的，卻是不曾死滅的客家地下黨人蹤跡，只不過愈來愈不為現實所照見！
在重返現場時，我與劇團的夥伴們，見到了梁先生的侄兒---年已屆70歲的梁維斗先生！先是在梁家重新整建的樓亭客家伙房間，他談著諸多過往的家族傷痛；而後，並在已然僅剩斷壁殘垣的一條山路上，回憶著超過半個世紀前，發生在這山凹子裡的清鄉事件。「坐著一列長長的、像是失去動力的火車，我手捧著哥哥的骨灰盒，」回憶著往事，他壓抑著痛苦地說著：「父親的那一盒骨灰，由大姊捧在懷裡，我們接回了被槍決的、至親的家人！」。
從1950至1954年間，酷烈的地下黨人獵殺行動，在桃竹苗的紅色客家庄一帶山區，沿著佃農與燒炭工人的生存足跡，全面地展開，波及的人數在三萬人以上。但是，像梁雲漢一家與周遭兩個家族的撲殺，堪稱與當年的鹿窟清鄉，幾乎一致，驚恐之餘不禁令人感到怖慄！記得當年到訪，梁雲漢一介素樸農民的談吐，讓我至今留下深刻印象。他問了與我前去訪談的伙伴好幾次，怎麼看客家與當年他們展開地下黨運動的關係！「一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我的父親與三弟雙雙被槍決，就留下母親帶著姊妹們，繼續撐持農事。」他以耕作人慣有的曠悍客語，繼續說著，「沒人敢踏進我們山凹子裡的客家庄...」。後來一次的訪談中，他談及對客家運動的關切，我於是用破舊的二手車，載著他一顆炙熱的心，前往山下的客家新埔小鎮，那裏恰是遠東化纖的罷工現場。
遠化罷工是客籍勞動者，歷經台灣二戰「冷戰---戒嚴---依賴發展」的經濟掛帥模式後，所展開的對於資本體制的反擊。「這道罷工線是工人共同畫出來的，代表著工會是爭取工人權益的核心。」罷工帶領者羅美文，當年在廠房前演說的發言，時隔多年仍難忘懷，「這是戒嚴統治下的第一場罷工...」。激動人心的種種記憶，固然與工人衝破戒嚴體制，展開弱勢者的爭權抗爭有關，更多的，也在客家運動剛敲響晨鐘之刻，客籍社會運動的本質，就恰恰並非涵蓋主流抗爭價值的菁英民主政治訴求，而是朝向社會底層的工人運動！記憶深刻的，當然是跟隨我前往現場的梁雲漢先生，他在工廠門口的罷工線旁，站了 一整個下午；後來帶著深思的心情，用客語和我說出類似這樣的話：「我們在五零年代展開的是農民革命，雖然終因歷史條件不足而失敗了，但留下的血跡，或許就在這裡灌溉了罷工的秧苗...」。
不知道為什麼，從〈范天寒的故事〉到〈遠化罷工〉，總會讓我想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永遠的一天〉。電影中的主角---詩人，在街頭孤獨地行走，搭上公車，遇見從艱困記憶的門縫中，存留下來的左翼前輩詩人的魂影，前來與他論詩，談的恰是某一種弱勢語言，在強勢族群逼壓下，被迫從日常中消失；當他搭上前行的公車，遠遠傳來學生運動的聲浪。而在下一站上來的是，剛從街角闖進車廂來，手舉紅色抗爭旗子的俊逸青年學生，臉上溢滿著一股清純的奮進...。這電影中的兩個場景，前者與客家運動真有因雷同而得以比喻之處...至於後者，則讓我們想起，當前隱形於網路社會中的客家青年。至於，他們的手中有沒有旗子？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為詩人，作者，劇場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