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德軍溫和派失去耐心的班德拉和史特茨柯,同樣也無法在納粹極端派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因為看在極端的納粹黨人眼中,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都是劣等的斯拉夫人,不具備與亞利安人平起平坐的地位。最終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也與納粹翻臉,另外成立烏克蘭起義軍(Ukraine Insurgent Army)與德軍還有蘇聯紅軍兩面交戰。
高舉俄羅斯民族主義大旗,又獲得同盟國鼎力支持的蘇聯於1945年5月7日攻入納粹德國首都柏林。不敵蘇聯紅軍大軍壓境的烏克蘭起義軍節節敗退,班德拉和史特茨柯只能流亡海外。俄羅斯人不分顏色立場,都主張烏克蘭是俄羅斯領土或勢力範圍的行為,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敵視一切與俄羅斯民族有關的人事物。
而在蘇聯還統治著俄羅斯、烏克蘭還有其他13個加盟共和國的時候,班德拉與史特茨柯對俄羅斯的反抗就彰顯於對共產主義的反抗上,自然能得到冷戰時代的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重視。尤其是撤退到台灣以後的蔣中正,更是同情失去祖國的烏克蘭人。在蔣中正的支持下,台灣迅速展開了與「班德拉主義者」,即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合作。

從「亞盟」到「世盟」
最近筆者在網路上,買下了一本2018年出版,由布魯克(Kyle Burke)撰寫的《右派革命者:冷戰時代的反共國際主義與民兵作戰》(Revolutionaries for the Right: Anti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Paramilitary Warfare in the Cold War)一書,就詳細介紹了中國國民黨與「班德拉份子」合作的情況。當然這些合作的幕後,都有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牽線。
戰後班德拉與史特茨柯以西德為據點,在英國情報部門協助下號召所有流亡海外的東歐右翼人士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專門對付祖國的共產黨政府。為了壯大國際反共力量,「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委派史特茨柯與以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以及菲律賓共和國為主力成立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聯繫。
1955年造訪台北的史特茨柯,不只拜會了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還參觀了復興崗的政治作戰學校,為中華民國與烏克蘭的反共合作打下基礎。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不只早年曾經留學德國,而且還參加過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改組派」,立場本來就與歐洲軸心國相當親近。谷正綱靠著這層特殊的背景,很快就與史特茨柯建立了緊密的夥伴關係。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谷正綱與史特茨柯都認為自己的祖國是《雅爾達密約》的受害者,他們對英國與美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戒心,深怕再度遭到西方強權出賣一次。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英美國家按兵不動,坐視蘇聯紅軍以戰車鎮壓抗暴群眾的畫面,更是強化了他們「英美不可靠」的感覺,相信歐亞大陸民族的反共事業唯有「靠自己」才能成功。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於是從1957年起,史特茨柯每年必派遣「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代表前往台灣參加「亞盟」會議。1959年班德拉遭到蘇聯特工殺害後,升格為東歐民族反共流亡領袖的史特茨柯,更是直接在台北成立「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辦事處。歐洲與亞洲的右翼團體陣容不斷增加,又吸引了拉丁美洲的反共人士參與,終於在1966年擴大為全球性的世界反共聯盟,簡稱「世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