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一國兩制處於危險的路口─先談情緒再談制度

一國兩制多以制度安排為重點

什麽是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其大致内容不外：台灣可以「保留原有的制度」，「特區」，「司法獨立」， 「終審權不必到北京」，「保留自己的軍隊」， 「不派人到台灣」， 「比對香港更為寬廣的條件」。這些都是接受一國兩制之後的制度安排。但是，台灣對此一概不予考慮，令鄧小平都百思不得其解。「一國兩制對台灣來説， 有什麽損失呢？」（鄧選3， 362）盡在不言中的假設和影像是： 兩岸問題的解決完全是利害權衡， 損益計算， 像是供需調節的市場問題。換句話説，如此慷慨的制度安排， 對台灣方面幾乎有百利而無一害。台灣方面的反應竟然是來個 「不接觸， 不談判」 的 「非理性」的無動於衷。在制度主義者看來， 幾乎是不合趨利避害的 「人性」。

不過，要是說； 一國兩制完全忽略情感問題， 那也不盡情理，一國兩制也有心理的成分：傳統地緣政治的安全恐懼因素， 即「你不吃掉我， 我也不吃掉你」，以及類似家庭内部糾紛的 「都屬一個大家庭」。只是，實踐證明：制度的安排與感性的呼籲脫節。 如何 「從此岸到彼岸」？

族群衝突的文化／心理因素

問題出在哪裏？我想首先要抛棄傳統 「實在主義」， 「實證主義」的偏見和包袱。瞭解制度的良否固然重要，人不僅可能是 「理性」 的動物，她∕他還有情緒和感受。況且，「理性」不是過去長久被論者扭曲的毫無情緒的認知狀態，而是認知和感受混合的心理狀態。制度的優良與否的判斷，不僅在建議者的認定，更需對方同時以智性和感性的接受。不僅建議者是否可以信賴 （ 因此相信建議可能不會是陷阱）， 取決於對對手的情緒感受；信任與否， 不是理性分析， 而是情緒和感覺的作用。 即使認知衡量，也不能自外於情緒感性的左右。損益分析分析什麽？什麽因素必須分析？即證據的認定，選擇，信賴，份量，極大程度受到感情的左右，不是純粹智性的考量，因而沒有不帶情緒感受的損益分析。如果人能有不帶情緒感受的分析， 那他∕她正是 「非理性」 的動物。

文化心理因素是認真解決兩岸關係的先行和重要考量

任何化解族群衝突的談判如果有開始的希望，必需至少兩階段的設計：

一、先行程序， 也就是談判的前提，要求衝突的各方改變敵意，至少是相信對手有接觸的價值。這是情緒感受的心理變化。心理變化固然會受到制度安排的利弊所影響，如何衡量制度的良否， 卻也取決於心理的感受。

二、 一旦有了初步的認識和瞭解，才有胡錦濤 「從易入難」 ， 進一步探討困難議題及安排的可能性。 （相關報導： 黃維幸觀點：一國兩制盲點，錯把手段當目的 ｜ 更多文章 ）

兩岸關係中的文化心理糾結

群體認同

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必要的群體認同是自我定位，社會生活的必要。不論政治心理學家將民族主義視爲主要是群體認同的自尊或自大的來源，族群衝突研究指出：極端的民族主義 （或群體認同）常常有轉換為自視優越，鄙視外人， 甚至形成一種對 「異己」 可以爲所欲爲 （entitlement）的心態。在我看來，大陸某些（也許是對香港缺乏切身經驗的人士）對香港問題的情緒反應，可以理解，但是正處於這種危險狀態的邊緣。

被害情結

與族群認同息息相關的被害人情結是俯首皆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站起來了！」，「百年恥辱」，「民族復興」。在台灣社會則可以聽到：「外來政權」，「白色恐怖」， 「高級外省人」。很多被害人情結并非與事實不符，重要的是在試圖化解族群衝突之時，理解其存在，提防其負面效果。

心理投射

「骨肉同胞」， 「兩岸一家親」。這樣的呼籲當然是基於民族主義，無可厚非。問題是：這是心理學所説的：心理投射。也就是以爲自己的情緒， 一定也是對方的心理感受。但是在族群衝突的化解過程，對方的情緒才是關鍵。這也是傳統國關理論和紛爭解決研究的弱點所在。例如，資料顯示：當年朝鮮戰爭的各國決策有許多情緒上的決策錯誤。美國原來幾乎已從南朝鮮撤軍。但是，爲什麽對各國戰略價值撤軍前後沒有不同的朝鮮半島，卻有美國做一百八十度轉彎， 並動員聯合國干預的決定？一個決定性的理由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相信 （情緒）美國不能示弱，否則今後絕無威信。事實上，當時的蘇聯及中共的判斷是基於朝鮮對美國的戰略價值， 並沒有以爲美國不會重回南朝鮮是因爲軟弱。換句話説， 美國決策者將自己的情緒投射到對方頭上，根本是無中生有。

值得注意的是：情緒只能化解或培養，感覺無法命令或要求。我不能命令別人愛我或信任我， 我最多只能理解別人的情緒，設法培養別人 （或對手）對我的積極情緒。總而言之，就像大陸無法 「命令」 香港所有人根據自己的標準 「愛國」， 台灣也不能 「要求」 中國大陸的民衆，切割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和某種程度的被害情結。

預設立場

例如：中共說：在承認一國的共識之下，什麽都可以談。什麽是自己潛意識中的 「一國」 呢？詳究之下，更正確的陳訴或命題應該是：「在承認目前體制的一國框架條件下，其他議題都可以談。」 什麽都可以談， 的確是願意談判的前提要件。什麽都可以談， 既不代表也不要求什麽都可以同意，只是表示願意聆聽考慮的談判心態，沒有這種心態，即不足以調動談判的意願。衝突雙方必須走出原先的敵對意識和預設立場， 才有開始對話的可能。

一個小小的例子：入聯

由於詳細的長篇大論不是短評的目的，此處只舉台灣入聯的一個小例子，解釋細察情緒感受的重要性。雖然，聯與不聯，與台灣民衆的真正福祉似乎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很多台灣民衆認為台灣應該進入聯合國 （據説有八成民意），這不妨看成是很多台灣人自我認同的自尊要求。臺獨基本教義派當然也以此為主要訴求。但是，當前及可預見將來的環境顯示：以唐吉訶德的態勢， 挺進聯合國的大門，臺獨辦不到，中華民國派也無能爲力，美日單獨也做不出來。 不過，如果烏克蘭，兩德，南北朝鮮是先例 （我只是舉例，沒有說有什麽 「模式」），那唯獨 「骨肉同胞」 的中共可以辦得到。只是，大陸同胞似乎聞 「國」 則怒，認爲台灣入聯一定是分離主義的臺獨；也許因此大部分台灣民衆也默默接受這種定義，似乎也不認真考慮這個選項。

我沒有説入聯是單一或獨立議題。更沒有說： 取得入聯的共識， 即是天下太平。我只是覺得：中共似乎不僅不去設法發掘台灣民衆細膩的情緒感受，甚至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平白放棄可能是對大部分台灣民衆極具吸引力的話語權。

所以我説：不要被制度安排的思維所綁架，一國兩制的思維要多多照顧情緒感性的因素。雙方都要設法理解對方在群體認同中的自尊情緒，才有善意合作的可能。

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一國兩制

對有些人來説，共存觀念下的一國兩制不是最好的安排。這個看法有它某種程度的道理。但是，共存即使也許是處置族群衝突的下策，它可能是戰爭之外的唯一選擇。由於香港問題，北京官方或半官方的氣氛是對一國兩制感到挫折和不耐。據説：江澤民的 「井水 （香港）不犯河水 （中國大陸）」說，強化了「兩制」間的張力，還虛化了「一國」前提。好像快意馳騁 （情緒），猶重於平等尊重。另一方面，台灣當局到目前爲止也說：絕不接受一國兩制。我瞭解這種情緒感受的存在與宣洩的形式。不過，表面看似立場不同，骨子裏官僚對一國兩制的定義， 內涵，和瞭解， 北京與臺北完全相同—既不務實，又乏創意—可笑的是：臺北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接受中共的定義對待一國兩制。

看來，一國兩制正處於危險的十字路口，也許兩岸的和平共處，必須而只有 「寄希望於兩岸的人民」！ （相關報導： 黃維幸觀點：一國兩制盲點，錯把手段當目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律師／教授。哈佛法學博士。前陸委會諮詢委員。本文是此議題大型研究中的一點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