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本質是共存
從 「共存」的精神和角度出發：一國兩制不是或不應該看成是 「國家」 對 「地方」的讓步，或純粹是一個單一國内部的地方自治的問題或安排。而是不論基於種族，宗教，文化，習慣，價值， 傳統， 或任何其他理由，本來極難相處或共存的兩個以上的群體，如何相互調整， 共同合作的政治安排。沒有這種問題，那是一國内部制度安排的討論；理解了問題本質上的不同，國家／地方，中央／特區的形式論證， 是以老的高姿態思維 （「國家讓步」， 「中央授權」， 「高度自治」 等典型的用語）試圖説明和解決新的或至少是不同性質的問題 。邱垂亮曾經觀察：成功與否不論，台灣至少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試圖行使主權， 這是台灣無論任何主要黨派都認同的事實。把解決台灣問題視爲是以台灣以外的中央，處理 「高度自治」的地方問題，未免是謬以千里的根本的認識誤差。這樣的論證，只能説是邏輯有餘，於事無補。
一國兩制是達到共存的手段。「自治」 更只是考慮一國兩制的手段中可能的手段之一而已。
種族或族群衝突與緩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關係族群共處共存， 這種權力關係大部分是平行或盡量達到某種層度的平行的關係。 「自治」 是國家治理中可以使用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在實現決策或行政上垂直權力關係一定的分工與分權。如果手段適合目標的實現，可以用有效的手段達到這種目標。但是， 如果手段無法達成真正的目標，不能以手段取代目標， 或以堅持手段反而挫折目標的實現。與自治毫無關係的兩個國家之間都有衝突的可能，所以兩個國家的和平共存原則上與 「自治」的觀念與手段無關。
舉一個通俗的例子：兩人結婚或成爲伴侶共同生活 （平行互惠關係），可以比擬為 「一國」；但是，經營共同生活的兩個獨立人格需要每人自己一定的空間，我們可以説是 「兩制」。無論 「同住」（一國） 或 「空間」 （兩制），其目的在成就生命的意義， 生活的妥適。說 「同住」是 「空間」 的目的或前提，那是荒謬；講 「一國」是 「兩制」 的目的或前提，一樣不通。同樣的道理，不同族群的和諧，在某種情況或既存制度的限制之下，也許可以嘗試包含 「自治」 的安排，試圖解決。 但是，由於權力關係性質的差異，目的與手段的位差，以突破既定 「自治」 觀念的拘束，尋求與共存目標更爲融洽和有機的手段和安排，也許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解決辦法。這些辦法包括特定族群基本利益的否決權。如果勉強保留 「自治」的觀念，那麽也許是一種在自治的權力光譜上，介於 「高度自治」與 「完全自治」之間的安排。
港澳的高度自治不能等同一國兩制的精神
港澳問題本質上不是如何解釋或適用憲法及基本法的問題 （重點不同，但類似的批評， 參見 So，秦前紅）， 是如何適當處理有不同生活習慣， 甚至有不同生活價值的群體的問題。如果港澳問題的本質是如此，台灣問題的本質更是突出而明顯。不能將它視爲單單是如何落實一國兩制， 或是如何應用或 「深化」 港澳經驗到台灣的探討， 而是反思如何從問題本身，理解什麽是一國兩制真正的意義的一種過程。從理論開始，我們通常只問法律如何解釋；從問題出發，我們必須著重憲法及基本法落實共存共治的作用，甚至要檢討憲法及基本法相關規定的妥適。這個看似沒有什麽不同，或以爲并不相互排斥的取向，卻會引導我們走向細膩而不同的應對方法。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西藏抗暴60年一和理非的限制、韌性及滲透性 ｜ 更多文章 ）
＊作者是律師／教授、哈佛法學博士、前陸委會咨詢委員。本文是此議題大型研究中的一點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