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看門道：名古屋亞運「禁台灣旗」，日本這次為何如此謹慎？

在名古屋亞運會上，有現場觀眾揮舞寫有「台灣」字樣的毛巾為球隊加油被工作人員制止。事後大會組委會就此道歉。名古屋亞運業者對台灣的處理反映出什麼樣的問題？

第20屆亞洲運動會於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共有45個國家及難民代表團參賽。然而，以「中華台北」名義出賽的台灣隊，卻因觀眾的應援方式引發爭議。

9月25日舉行的台灣對中國棒球賽中，有台灣觀眾試圖揮舞寫有「台灣」字樣的毛巾為球隊加油，卻遭現場工作人員制止。翌日台灣對日本的比賽中，場館入口更張貼旭日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圖示，並標示「禁止攜帶上述旗幟」。

根據1979年國際奧委會（IOC）的「名古屋決議」，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奧林匹克運動，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不能作為代表旗幟在相關國際體育賽事中使用；然而，寫有「台灣」字樣的應援毛巾並不在禁止之列。

對此，現場台灣與日本觀眾質疑：「這並非政治主張。為什麼五星紅旗和北韓國旗就沒問題呢？」

大會組織委員會事後表示：「對於可能引起誤解的物品，我們會根據現場判斷予以制止，但這次是現場工作人員與會場負責人的錯誤認知」，並就此致歉。

長期駐台的日本資深記者野嶋剛也向《每日新聞》指出：「這是大會營運方的過度反應。若是『中華民國』國旗尚可理解，但不該連『台灣』都加以管制。在日本代表隊的比賽中，即使高舉『大和魂』標語，也不會有任何問題吧。」

不過，大會對其他同樣可能涉及政治敏感性的事件，處理方式並不完全相同。

以「A貨金正恩」聞名的港裔澳洲人霍華德·X（Howard X）向德國之聲表示：「本次亞運會期間，我曾數次以金正恩裝扮現身北韓選手參賽的場館。雖然「朝鮮總聯」（親北韓的在日朝鮮人團體）為聲援北韓而提出抗議，我被要求與他們保持距離，但從未被驅逐出場。」

此外，主辦方在北韓男子曲棍球隊對韓國的比賽中，一度誤播北韓國歌，事後亦為此致歉。

對於大會接連出現的營運問題，《朝日新聞》從實務層面指出，東京奧運串通標案事件的後續影響，使大會無法與具備大型體育賽事營運經驗的主要廣告公司簽訂相關合約。

一名要求匿名日本資深記者向DW表示，這次亞運主要由愛知縣與名古屋市等地方政府主導，相關爭議與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並無直接關係。

他說：「地方政府官僚可能只是按照國際奧委會的規定，直接而嚴格地管理會場與觀眾。地方政府官員並沒有太多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經驗。」

日本政界人士河村建一也向DW表示：「像奧運會這樣由國家深度介入營運的活動，確實會受到相當大的政治影響；但在日本國內，體育、文化及藝術類活動，通常較少受到當時執政當局政治方針的影響，也就是說，這些活動基本上是在獨立、中立的立場下運作。」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海峽兩岸的「萬曆十五年」困局：中國正面對漫長黃昏，台北選戰也映照出民主失靈 ｜ 更多文章 ）

前眾議院議員、現任皇學館大學教授村上政俊則向DW表示：「此次風波屬於大會營運層面的實務問題，若將其與政權或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掛鉤，未免為時過早。目前的高市政權十分重視台灣，並正加速為『台灣有事』做準備。此外，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也相當高。」

實際上，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首相後，11月即表示中國若封鎖台灣或動武，可能構成日本得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此後高市政府支持率上升，自民黨也在今年2月眾議院大選中大獲全勝，進一步鞏固執政基礎。

因此，名古屋亞運對「台灣」的處理雖被視為營運問題，仍留下一個疑問：如果只是執行既有規定，為何還要將禁止攜帶旭日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圖示直接張貼於入口處？回顧歷史，日本在處理台灣所涉及的外交敏感問題時，確實曾採取過一些高度具體、甚至「可視化」的區隔措施。

1972年日中建交，台日斷交後，1978年成田國際機場啟用，東京的國際航線原則上由羽田轉移至成田，但中華航空並未隨其他外國航空公司遷往成田，而是繼續使用國內線專用的羽田機場。其背景是中方的要求，以及避免中國與台灣航空公司使用同一機場所引發的政治問題。

這類「機場分離」安排，在其他國家則相當罕見。

因此，中華航空長期從羽田營運台北及美國檀香山等航線，直到2002年才遷往成田。然而，這項安排卻意外為中華航空帶來好處。遷移前夕，中華航空公關負責人向《台北時報》表示，「過去27年間，鄰近市中心的羽田一直是該公司經營台北－東京航線的一大優勢。」從羽田搭乘鐵路前往東京都心僅需約20分鐘，而從成田出發則需約1小時。

航空公司的安排也有類似情況。1975年，日本航空另行成立「日本亞洲航空」（Japan Asia Airways），由其負責台灣航線，以避免日本航空同時經營中國與台灣航線所可能產生的外交摩擦。全日空則從1994年起透過子公司Air Nippon營運台灣航線。然而，2007年台日達成新的航空協議後，日本航空與全日空得以直接營運台灣航線。

不過，這種將台灣航線與母公司分離的做法並非日本獨有。1990年代，包括英國、法國、荷蘭、瑞士及澳洲的航空公司，也曾設立亞洲子公司或特殊品牌營運台灣航線。

值得注意的因此並非「只有日本曾特殊處理台灣」，而是日本曾經把外交上的模糊與敏感性，轉化為非常具體而可見的營運區隔——不同公司、不同航線，甚至不同機場。

近半世紀後，名古屋亞運雖不存在相同的外交背景，但從「非參賽國旗幟」的抽象規定，到直接在場館入口展示特定旗幟圖樣，是否反映日本行政文化將政治模糊地帶轉化為具體、可視化規則的傾向，仍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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