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之際，當時仍在世的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日媒投書，公開了自己二戰期間作為台籍日本兵被派往日本作戰的經歷。他提到：「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是以『日本人』的身份，為了祖國而戰。」
李登輝的投書引發了國民黨及北京「媚日」的抨擊，但也在台灣社會中也激起了漣漪。更重要的是，這是「台籍日本兵」話題首次通過台灣高層政治人物的告白，公開地端上台面。之後，有關台日本兵的討論並未止息，慢慢浮現在台灣社會的言論空間，甚至引發激烈的辯論。
譬如，2024年底，二戰終戰80週年前夕，台灣公共電視播出歷史劇《聽海湧》，這是台灣首次以台籍日本兵的經歷改編的電視劇，劇情描繪台籍日本兵在南洋以及在日本戰敗後接受盟軍審判的經歷，在台灣觸發討論。該劇還在官方「台灣歷史博物館」等地巡迴展出戲服及劇照等文物，受到一些民眾歡迎，但也招致批評。譬如，在野黨國民黨有立委對此舉表示不滿，稱其劇情不符合正確的史觀，並以此為由要求凍結公共電視的預算。有台灣人認為，台灣還有人讚頌日本殖民統治，是「媚日」或「戀殖」的錯誤史觀，而台籍日本兵的經歷不應該被正面看待。但對其他台灣人來說，台灣很多老人家在日治時代出生成長，他們的生命經驗或甚至對日本的認同都應該被尊重。可以說，這一議題隨著電視劇進一步在台灣輿論掀起波瀾。
根據台灣歷史學者陳柏棕定義，「台籍日本兵」是指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動員加入日本軍隊對外作戰的軍人，他們的歷史經歷波折，多半是「軍屬」或志願軍，並非正規日本軍。
二戰末期，日本軍力吃緊，戰爭情勢對日本越來越不利，除了平地漢人之外，東京也到高山招募台灣原住民成立「高砂義勇軍」到南洋前線戰場，與西方盟軍開啟慘烈的對抗，有些人後來成為戰俘，有些人客死異鄉，葬身太平洋，戰死的士兵多半在東京靖國神社內被紀念，。
存活下來的士兵，在日本投降後因為有著戰爭經驗，被蔣介石政府徵招到中國加入國共內戰，與共產黨對抗，有的被俘虜後在中國渡過餘生，也有人被徵招到朝鮮打仗，經歷許多波折。
事實上，在台灣本土派政治陣營中，除了前總統李登輝之外，許多民進黨內的獨派大佬，譬如前交通部長葉菊蘭的父親葉睦宗及，現任監察院長陳菊的父親陳阿土都曾身為台籍日本兵。
2016年，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在陳菊及幕僚姚人多的陪伴下，南下高雄與多位台籍日本兵會面，肯定他們的歷史角色。蔡英文說，台灣會「迎接他們（台籍日本兵）成為我們的歷史，迎接他們成為台灣人記憶的一部分。政府會支持台灣兵歷史正義的追尋。」
台灣史專家、台灣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員林玉茹向BBC說，台籍日本兵與國民黨軍人在二戰時期是敵對者，但很多人在韓戰中又成為國民黨政府軍的同袍，雙方都是直接被捲入全球戰爭。他們的歷史經驗是二戰慘烈戰爭的一個縮影，也是時代的悲劇。但是，二戰在台灣造成的影響巨大，可以說，台灣全島家家戶戶被捲入這場大規模的軍事動員以及及人員遷移的歷史，過去卻常被忽略。林教授向記者解釋，許多人鄙視或忽略當時台灣人在殖民時代的經驗及選擇，其實反射出台灣一直被邊緣化的過程：「譬如，從清代到日據時代，台灣人都不被歸納為正規軍，原因是不被信任。背後折射的是歷任殖民者及外人政權都對台灣人的防備及戒心，也象徵過去台灣或台灣人一直處於帝國邊陲的位置。」她說。
BBC中文在二戰結束80週年前夕訪問部分當年的軍人及護士，百歲之際的他們回顧了過往的二戰經歷。同時，從台灣文史學者的訪談中，了解為何這段80年前的歷史在台灣引起廣泛關注。透過這些老人的故事，我們得以一窺台灣在二戰前後的一段特殊歷史，以及複雜歷史背景下的獨特身份認同。
台籍日本兵是誰？
許多亞洲國家被捲入了二戰期間的太平洋戰爭，這是一段死傷慘重的歷史。
高雄「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統計稱，彼時台灣人口約為六百萬，其中有約21萬人參與了戰爭，包括擔任軍方醫護的女性。若加上其他受戰爭影響或非正式參與軍事補給後勤的民眾，可以說全台幾乎每個村莊或家庭中，都有成員曾經成為日本兵。台籍日本兵主要在陸海軍的基層單位服役，戰後統計死亡或失踪的人數高達5萬多人，其中約有2萬8000人被奉祀於東京的靖國神社。
如今，曾經參與二戰的台灣兵多已離世，仍在世者亦接近或超過百歲高齡。
「自殺艦隊上的少年」
在台北市鬧熱的信義路上，101大樓站的地鐵站外，記者靜靜等候陳金村的到來。原以為這位97歲高齡的老先生會住在附近，因此約定到此會面。沒想到，我等來的是一輛小客車。陳先生精神抖擻地搖下車窗，熱情揮手，親自開車來接我前往他不遠處的居所。他停好車，帶我進入他的公寓，比他小幾歲的女友親切地招呼我，為訪談揭開序幕。
陳金村1928年出生於台灣苗栗苑裡鎮，14歲畢業於日本高等科學校。後來他考入了日本殖民政府的公務機關，擔任書記（類似今日的台灣里幹事），負責協助徵兵工作。入伍時年僅17歲的他其實尚未達徵兵年齡。老先生笑著告訴BBC記者，自己參軍的原因之一是對日本海軍制服的喜愛：「我覺得很好看！衣服很漂亮！」
陳金村與幾位同齡好友一同入伍，成為第五期日治時期的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負責類似現今輪機兵的工作。根據台灣獨立研究者蔡岳熹的研究，由於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美國被捲入戰爭，特別是在太平洋戰場上與日軍激戰。隨著戰事緊迫，東京急需軍力，從1942年開始在殖民地台灣招募志願兵。
然而，台籍兵當時不被視為正式日本兵，而是類似招聘的志願軍，他們的戰鬥參與程度並無不同，有時更被編為在南洋雨林作戰的重要戰力。
1945年，陳金村進入高雄的左營海兵團受訓。他向BBC回憶道，與日本兵一樣，許多年輕孩子面對殘酷而嚴格的訓練。他細數教官的嚴厲訓練及處罰過程，宛如昨日：「那個訓練很苦、很殘忍。有人逃跑了，在車站被抓回來後遭到毒打，然後再繼續受訓！」
儘管訓練殘酷，他仍記得那些片刻的清閒。因為戰時台灣物資極度匱乏，「我們台灣人和一些日本人會一起去找酒精和米釀成SAKE（日本清酒）喝，真的很好喝！」
雖然老先生在回顧過去時情緒平靜，但根據他的回憶，這支軍隊任務執行時，船艙外會被封死，幾乎沒有逃生機會，進入船艙後便注定要衝向美軍艦隊，無疑是操作船隻的自殺隊，宛如當今新聞中的「自殺炸彈客」。這段經歷是陳金村最接近死亡的時刻，執行任務就意味著葬身大海。
或許是命運的眷顧，陳金村在1945年加入日軍八個月後，日本天皇於同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結束了他不到一年的日軍生涯，生命得以保全。
日本投降後，日軍及家屬陸續離開台灣。來台接管的蔣介石政府需要翻譯人員協助在台日本人（即灣生）離境，陳金村因此加入翻譯團隊。
之後他本打算前往大都市台中求職，但不久後台灣局勢開始混亂，1947年發生了「228事件」。目睹社會不平靜，陳金村決計搬回老家成婚，為了怕招惹麻煩，他將從軍時的文件及制服大多丟棄，只保留了一些最珍貴的物品，人生進入了下一章篇。
此後，他在台灣擔任過警員及刑警，並在30多年前退休安享晚年。如今兒孫滿堂，家族遍佈台美兩地的老先生表示，雖然在日軍服役僅有短短八個月，卻成為他一生中最深刻的回憶，作為日本兵的這段回憶甚至認同，並未在生命消逝。
台灣人或日本人？
陳金村表示，作為台灣人，自己也坦然面對同時擁有日本身份認同的事實。他認為日本與台灣的雙重身份認同在他這位殖民地成長的人生經歷中並不矛盾。
台灣史學者、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陳怡宏告訴BBC，他的研究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老年人對於過往戰爭經驗的回應，常因語言而異：「我曾訪問過一位台籍日本學徒兵（1926年生），當我用中文訪問時，他表示當時是被迫接受洗腦。但當他接受日方訪問，使用日文回答時，卻堅稱自己是日本人，對日本的認同是理所當然。」
「他們的內心似乎同時運行著兩個系統，就像蘋果和安卓，對於認同哪一方，可能沒有標準答案。」陳博士告訴BBC。
許多分析也強調，當代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其實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遷。例如，隨著台灣解嚴、民主化，再加上兩岸關係的演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經歷了激烈的波動。台灣政治大學民調中心的近期調查顯示，自認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民眾顯著增加。對於年近百歲的台籍日本兵而言，身為日本人或台灣人並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可以並存且沒有矛盾的選擇。
以陳金村為例，二戰結束後，目睹國民黨因國共內戰撤退至台灣。日語比華語（北京官話）流利的他選擇不高調公開自己曾經的日本兵身份，在台灣警界工作數十年，直到退休後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日本兵經歷。
據此，歷史學者陳柏棕便向BBC分析，台籍日本兵的認同並非單一，而是呈現多元且流動的特質。他們的參戰動機複雜，遠超「被迫」或「皇民化洗腦」的刻板印象。根據他與其他學者的口述歷史與研究，陳先生說，許多人因經濟誘因、家庭考量或個人志向選擇參戰：戰場工作的薪資遠高於當時島內一般職業，吸引年輕人為改善家計而參戰：或者是家庭策略，有些人向陳柏棕訴說當年主動加入日本軍隊或看護婦行列，是怕家中其他成員被徵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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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些老兵表示當年將參戰視為學習技術的機會，因為在台灣殖民社會階梯往上爬並不容易。例如，當年有12-13歲的台籍海軍少年工志願前往日本協助製造戰機，從中不但可習得基礎工業技術，更可取得「高工」同等學歷。回台灣後，二戰後台灣國民黨政府對他們不甚信任，因此他們會自己去開設私人小廠，對台灣民間技術發展有所貢獻。陳柏棕說，也有部分女性選擇成為戰場看護婦、看護助手，試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追求自我實現。
陳柏棕強調，這些故事顯示殖民時期，底層的人民在殖民體制下的選擇的「認同」（identity）多元，不管是要當日本人或台灣人時而充滿能動性與權宜（因為需要活下來），他們並非僅是日本皇民化下的受害者被殖民者，或被洗腦的日本皇民，而是以多元策略應對戰爭與殖民環境的挑戰。
關於這些台灣兵的台灣或日本認同過程，從另一位百歲高齡的台籍日本兵楊馥成老先生的生命經歷來看，又顯得更加曲折及複雜。
戰敗後的選擇
2024年，在高雄市外島「旗津」的沙灘上，一群老人千里迢迢從日本各地來到這裡，並非為了觀光，而是為了悼念80年前在前方海域戰死的親人和前輩。
在沙灘旁，有一個名為「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的小博物館靜靜地矗立在廣袤的海岸旁，它由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成立，委託「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管理。博物館收藏了自二戰以來，被徵召至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參戰的台灣兵的文史資料，包括看護婦、慰安婦及戰俘等當年留下的珍貴文物。
館方代表表示，每年至少會舉行一次紀念儀式，日本稱之為「慰靈」。由這些台日二戰士兵的親友與民間人士組成的組織，約莫數十人會風塵樸樸的來到這座小沙洲的海灘上悼念。
在這些人中，有一位正在與館方親切交談、操著台語的老先生引起了記者的注意。他名叫楊馥成，生於1922年，來自台南下營鄉，今年已經104歲，頭腦清晰、行動自如，完全不像已經年過百歲的高齡長者。如今，他在日本沖繩及台灣基隆都有居所，時常往返於兩地，含飴弄孫之外，也穿梭著保存台籍日本兵記憶的行動。
訪談中，楊馥成透過日語及台語等多種語言講述自己的生命軌跡。
原名楊清福的他童年時家裡講台語。他回憶起小學時的課堂，大家學唱《桃太郎》和《一寸法師》等日本童話及歌謠，而父親是貧窮農村中少數識字的人。因此，他與兄長自小便在日文與漢文雙語教育下成長。小學畢業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日治時期的名校嘉義農林學校（嘉農，日語稱KANO）。
畢業後，楊馥成原本想擔任公務員，但日本總督府實施志願兵制，鼓勵台灣青年參軍，1942年，楊先生決定報考軍屬。
他說，當時台籍軍屬的待遇比台籍志願軍更優渥，每月薪資200日圓，是教師的四倍。
日本厚生省資料顯示，從台灣兵徵召開始，當志願軍者有8萬多人，軍屬錄取則超過12萬人。
楊馥成回憶，當時他報考的軍屬單位有上千人報名，最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1943年，他被派往當時日本控制的新加坡，加入日本軍政部的「南方派遣軍野戰貨物廠」，在此工作了整整三年。
他所在的部隊約十多人，駐紮在馬六甲海峽的一個小島，協助日本南洋軍隊在馬來西亞的物資補給，因此經常與當地華僑交易。楊馥成熟悉日文、漢語及台語，受到部隊高層器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本部中，有位負責管理衛生雜務的年輕人，竟是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當時楊先生因在日本軍中獲得賞識，長官建議他隨日軍返回日本，認為如果回到台灣，面對的是剛打完仗的敵軍（即蔣介石的軍隊），「一定會吃虧」。但楊先生對於台灣擺脫殖民地的希望與興奮，讓他最終決定回到故鄉。
回到台灣後，楊馥成目睹軍紀渙散的國民黨軍隊，感到失望。此外，剛到台灣不久的蔣政府對當年的台籍日本兵及台灣社會持有戒心，楊馥成對台灣政府的期待瞬間變成了失望。
「當時，國民黨發給我中華民國的戶籍時，我在心裡吶喊『我不是中國人』，那時我深深感受到身為台灣人的悲哀。」2020年，他在接受日本政論者矢板明夫訪問時如是說。
長官的提醒如同預言。1947年，楊馥成在基隆擔任「和平日報」記者，甚至被派駐到廣州採訪報導，直至廣州被共產黨軍隊攻陷，他隨國民黨軍隊搭船逃回台灣，途中差點被國民黨軍隊誤認為共諜而被扔下大海。不久後，蔣介石政府展開全台「掃蕩共諜」的行動，楊先生的老家鄉長被視為共諜處以死刑，他的房間也被搜出一本日語版的馬克思《資本論》，以「匪嫌」罪名判刑多年，總共被關了6年8個月。
出獄後，楊馥成透過當年在台灣嘉農工作的恩師介紹，先在台灣協助日本專家進行農業研究及交流，並自學農業知識，最終獲得日本特許大學的博士學位。楊先生說，1980年，他第一次隨台灣農業代表團訪問日本，當他抵達東京羽田機場時，回想自己在台灣坐了七年監獄，感動得流下眼淚，「自己終於回到了祖國」。
楊先生隨後與日本的老朋友及長官聯繫，之後由於自己的農業專長，他在1983年到日本駐菲律賓的大使館工作，協助當地的農業改革。
1984年，楊馥成在菲律賓推廣的農業改革引起當地華人界的關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因此邀請他前往中國大陸協助農產品研發工作。他原本只想待上一個月，但回東京後，受到以前嘉農的同學熱情邀約，他也認為自己的專業可以在中國大陸大展身手，就受邀前往大陸，成為當地最早的「台商」，還在北京結識了妻子張女士，生下一女。
然而，過去的20多年中在當地屢次遭遇商業糾紛的他損失慘重，最終返回台灣定居，同時在沖繩擁有居所。幾年前，他在中國出生的女兒與台灣人結婚，定居台灣，如今他的孫子與他相差了90歲。
這些年來，楊馥成曾透過訴訟要求日本承認台籍日本兵的國籍，但東京法院判他敗訴。然而，他心底仍想為二戰的台灣兵討回公道，認為「這段歷史不應被遺忘」。
戰爭中的女性：看護婦廖淑霞
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歷鮮少受到台灣史家之重視，其中的女性更是邊緣化。
廖女士1927年出生在台中，父親在上海經商。在完成日本小學五年級後，全家遷往上海的日本租界，繼續就讀日本學校。她從上海女子商業學校畢業後在東亞海運船公司工作，於1944年被日軍調至位於上海市郊的日軍1632部隊陸軍病院服務。在接受四個月的護理教育後，她正式成為日本赤十字社的「看護婦」，在上海照料從南洋或中國戰場前線送來的傷兵。
廖女士回憶道，當時她與同事必須在美軍空襲砲火下穿梭，抬著擔架運送傷患至醫院或防空洞，她是當年中國戰場上極少數的台籍女護士之一。
1946年，廖淑霞自上海返台後，與同樣曾擔任日本海軍的台籍日本兵楊秋標結婚，定居在台北，是台灣戰爭受難者對日本政府求償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數十年來，廖女士在台灣與日本之間奔波，積極參與索賠與抗爭運動，要求日本政府認可台籍日本兵的身份，並給予他們與其他日本二戰軍人相同的補償。她同時還擔任「台灣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的常務理事，長期參與紀念活動，包括在高雄的慰靈紀念儀式與研討會等。
每次參加相關活動，廖女士都會穿上日軍看護婦的制服與小帽，袖口上別著醒目的紅十字記號。她表示，只要穿上制服，戰爭的記憶便會回來，陪伴她走入每一個紀念場合。
記者在高雄的慰靈祭現場訪問廖女士，年近百歲的她思路清晰，準備了數十份檔案及照片，詳細介紹自己的經歷以及對台日歷史政治的見解。廖女士身體硬朗，除了膝蓋退化，搭乘高鐵從台北南下到高雄對她來說並不是問題。經常陪伴她南下的外孫女婿向記者表示：「阿媽不僅是老兵活動的活躍人物，也是家族的中心。她的年輕朋友很多，每次都會來台北找她玩！」
提及這幾十年來穿梭於台日之間的活動，廖女士展現出堅韌的信念。她對自己台灣及日本的雙重身份認同從未動搖，但她也多次拿出歷史書向記者強調，日本當時一些戰時錯誤的決策造成了船難，讓許多與她同期的年輕人葬身大海。每當提及此事，已過九旬的她依然深感痛心，背後是反映出她對台灣命運及和平的深切祈願。
根據高雄市關懷老兵文化協會，1944年11月10日，日本巡洋艦「護國丸」在長崎外海被美軍擊沉，300余人死亡，其中212名為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也是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於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一次。
一段難以平衡的歷史記憶
二戰結束已經80年，但留下的傷痕及記憶依然影響著後代人的身份認同以及國際關係。
對此，台灣史學者陳怡宏向BBC說，戰爭通常是透過教育與宣傳來形塑對公民最大程度的國族認同，譬如二戰期間的日本政府以及戰後國民黨政府透過民族主義宣傳影響台灣人。
陳怡宏認為，或許台灣人可以從更高的普世（universal）價值及更具人性思考的角度來思考二戰與台灣歷史的意義，譬如，和平與戰爭的意義是什麼？戰爭時的罪行是如何發生，個人能否在戰爭時期保有自己的道德或良知人性？
但在這些問題背後，台灣社會對於日治時期的歷史以及經歷這段歷史的人物，包含台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都還存在激烈的辯論。
研究台灣史多年的陳柏棕向BBC說，長期受到中華民國史觀的影響，台灣忽略了八成台灣人的父祖輩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現實。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尤其複雜，因為部分人在中國戰場上與國軍為敵，導致紀念他們的行為在國族框架下充滿爭議。譬如，二戰結束後，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多數台灣人對於這場戰爭是「戰勝」還是「戰敗」呢？都還是個問題，如何平衡不同歷史記憶？這些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高雄市關懷老兵文化協會也向BBC中文表示，關於「台籍日本兵索賠」相關議題，根據館方人員的研究，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因對日債務大於債權，選擇不理會日方提出的商討談判，進而導致相關補償權益未能獲得保障與落實。不過，該協會理事長朱家煌則對BBC表示，每次到沖繩的交流都能加深自己的信念，不僅要重建台灣近代戰爭史，也要讓台灣人反省戰爭，珍惜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