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思忖，我寫的這些故事，這些關於藏人的故事，這些關於藏人於當今時代仍經受著許多民族曾有過的苦難的故事，在這偌大個世界，會有多少人願意停頓一下，聽一聽呢？
那年，藏曆土鼠年八月某日，貢嘎機場檢查森嚴，母親抑制著淚水，與我額頭相觸，以示告別。「現在的拉薩已不是去年的拉薩了，現在的妳也不是去年的妳了……」耳邊響起這意味深長的哀歎，讓我猶自神傷。旋即，鐵鳥扶搖著巨碩的翅膀離去，一首纏繞我童年的文革歌曲，弔詭地在內心響起：「金色的大雁喲，你快快飛快快飛，飛過了雪山，請你帶上喲，心愛的雪蓮，捎給我想念的北京城，呀啦嗦……」隨著歌聲，我寫下一首詩：
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已是一座恐懼之城；……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的恐懼，盡在呼吸之間、心跳之間，盡在欲說還休之間、無語凝噎之間；……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的恐懼令我心碎，容我寫下！
其實「拉薩的恐懼」，緣於北京。其實我想念的，從來都是拉薩。其實這幾年來，這些年來，這五十多年來，拉薩乃至確喀頌（藏人所稱的全藏地），成了淪陷之地。
我知道燕子，是的，我說的是身為漢人的劉燕子女士，我知道她願意傾聽這些故事，願意化血為墨，將這些故事翻譯成日文，轉述給日本這個我從未去過的國家。事實上，更早以前，我依據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而完成的紀錄之書《殺劫》，正是由燕子和藤野彰先生翻譯成日文，由集廣舍的社長川端幸夫先生出版的。有朋友在給我的信中說：「在日本，百萬中國人，只有燕子一個人在孤軍奮戰—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作家良心和良知的立場。」
日本的一些西藏研究學者，檢視我講述的西藏故事是否可以做為「學術研究」的物件，但好像失望了。據說問題出在「客觀性」與「資料」方面。對此，王力雄（他雖然是我的丈夫，但也是西藏問題的研究者）說：「如果做為學術，可以這樣挑剔，學術是不應該有感情的，但是唯色不是在做學術，她寫文章正是為了感情—她的感情和西藏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一種生命。生命不需要符合學術的規範，相反，學術應該去研究生命。」
我承認，我講述這些故事都是飽含感情的。我甚至常常傷懷落淚，是因為這麼長時間以來，總是聽到我的族人們不是被火焰焚身，就是倒在軍警的子彈之下。我在推特上寫過一句話：「我是一個無能的人，……在生命消逝的數字面前，我完全束手無策。……我什麼都不會，只會記錄，但是現在，記錄都來不及。」
有一天深夜，我久久地看著網路上所發布的，自焚犧牲的尼師—丹真曲宗的照片，淚如雨下，都說才十九歲的她聰穎好學，是寺院裡佛學最好的尼師。如果她不出家，也是草原上美麗的牧女。如果我有孩子，差不多是她的年紀。還有一張照片是她小時候騎在自家的犛牛背上，這麼可愛的孩子殉道了，人人都會為之心碎。如果不是聲稱「解放」了西藏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寺院裡又是「升國旗」、「掛領袖像」，又是逼著西藏的僧尼們人人過關，簽字畫押地「愛國愛黨」、「揭批達賴分裂集團」，請捫心想一想，韶華純潔的她會自焚嗎？ （相關報導： 達賴喇嘛聲稱不再轉世 中國高分貝批「對藏傳佛教的背叛」 ｜ 更多文章 ）
我承認，我是詩人，而且多年前（那時我是《西藏文學》的編輯），我一度自閉在詩歌的「象牙塔」裡，執著於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意象、個人的語言，自認為詩人或者藝術家高於一切，或者說是超越一切。但是，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筆記》（二○○三年在中國出版，卻被當局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成禁書）中所寫：「……可是我身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樑，『光榮』和『無為』，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而我所認為的「光榮」，不只是詩人的「光榮」，更是良知者的「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