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台灣與歐洲極右派的淵源

2019-02-03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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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台灣不再負有支持歐洲人民反蘇反共的任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與過往的納粹朋友們切斷了聯繫。整個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都是歐洲整合與北約東擴最高峰的時代,強調民族主義與反對移民的極右派成為社會邊緣人,自然不再是台灣拉攏的對象。(資料照,AP)

作者認為,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台灣不再負有支持歐洲人民反蘇反共的任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與過往的納粹朋友們切斷了聯繫。整個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都是歐洲整合與北約東擴最高峰的時代,強調民族主義與反對移民的極右派成為社會邊緣人,自然不再是台灣拉攏的對象。(資料照,AP)

受到中東難民潮的影響,近年來歐洲出現「右傾化」的趨勢。反對移民,主張恢復歐羅巴傳統,甚至於崇尚白人至上主義的聲音,又回到了這塊曾經為納粹所蹂躪的土地上。法國總統馬克宏藉著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名義,讚揚維琪法國領袖貝當的言行,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無獨有偶的是,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近年來也是時常出現緬懷二戰軸心國的聲音。來自民進黨、台聯以及時代力量的獨派政治人物肯定日本殖民台灣的言論已經夠讓人搖頭,老百姓隨處懸掛納粹標誌或旗幟的行為更是讓國際人士嘆為觀止。

一直以來,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致力於推動台灣融入國際社會。面對中共龐大的政軍壓力,西方民主國家在現實與道義上的支持對台灣更是至關重要。在高舉反中共與反獨裁旗幟的同時,台灣朝野與人民卻去崇拜虐待盟軍戰俘的日本軍國主義以及搞種族清洗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底是哪根筋不對?

儘管民進黨今日諸多肯定法西斯的言論讓人作嘔,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沒有被清理乾淨,中國國民黨要負的責任可能更大。因為就如同戰後為了防止蘇聯向歐洲擴張,不得不重用前德國國防軍(Wehrmacht)與武裝親衛隊(Waffen SS)將領組織北約的美國一樣,中華民國政府亦需要利用日本戰犯來反對共產黨。

所以就如我們後來所知道的,有澄田四郎協助閻錫山在山西抵禦共軍,有根本博與湯恩伯將軍合作拱衛金門,還有岡村寧次號召「白團」來台協助政府建立動員制度。中華民國政府戰後與這些戰時「老對手」發展出的合作關係,外加50年殖民統治的經驗,讓台灣無法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

那麼台灣人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對遠在歐洲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納粹黨的歷史如此著迷?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今日在台灣宣揚日本軍國主義的是以獨派居多,那麼崇拜希特勒與納粹者似乎又是以統派人士為主,這或許與抗戰爆發以前一段國民黨推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有關。

可近年來,在台灣推崇納粹的人士早就已經不限於統派與大中國主義者。畢竟主張台獨的人士同樣是民族主義者,甚至有許多是更狹隘偏激的大福佬沙文主義者。持這種政見的人士,同樣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崇拜者,進而認為希特勒的一些主張是有「魄力」的。

比方說2001年立委選舉,執政的民進黨為了吸引年輕群眾支持,居然在名為《嗆聲新世代》的電視廣告上,撥出了長達10秒鐘的希特勒演講畫面。在廣告中,民進黨還將這位納粹屠夫與甘迺迪(John F. Kennedy)、卡斯楚(Fidel Castro)以及李登輝等歷史人物相提並論。

此舉立即引發國際輿論抗議,然而民進黨方面卻不願意將廣告撤下,時任民進黨青年發展部主任的阮昭雄,居然還聲稱選希特勒是一個有魄力的人物,敢於說出內心的心裡話。雖然民進黨還是為了此事道歉,但卻已經給台灣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國際形象。

何以台灣會有那麼多不分藍綠統獨的納粹崇拜者呢?這是否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民黨為了推行「反共抗俄」外交,與歐洲極右派合作的歷史有所關聯?又何以在解嚴後了的今天,這種極右翼的民族主義思想會轉嫁到了新黨與民進黨等其他統獨政黨的身上?請看本文的一一介紹。   

中國國民黨與納粹

打從30年代開始,就有許多反蔣人士以俗稱「藍衣社」的中華民族復興社為例,指控蔣中正有意效法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推行法西斯主義。確實曾經有一段時間,蔣中正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讓一盤散沙的中國重歸一統的「苦口良藥」,所以「藍衣社」確實喊出過「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口號。

可蔣中正推行的「法西斯主義」並不是成功的「法西斯主義」,一來他嚴重缺乏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等強人的人格魅力,對社會底層的號召力也遠遠沒有毛澤東,甚至於汪精衛來得強。再來則是蔣中正並不是種族主義者,也沒有系統清洗少數民族,推廣大漢思想的計劃。

「藍衣社」裡最激進右翼的領袖滕傑,在1934年前往歐洲考察時,就認為納粹德國可供中國學習之處繁多,唯一不可取的就是種族主義。只是在那個希特勒尚未與日本結盟,發動歐洲並且屠殺猶太人的時代,中國人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瞭解確實是十分幼稚。

比方說曾擔任內政部次長的高應篤先生,在其回憶錄《內政春秋》當中就表明自己大陸時期發表的兩篇自傳,就是以希特勒回憶錄《我的奮鬥》(Mein Kampf)來當主題的。高應篤表示:「納粹黨魁希特勒是何許人氏,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叱吒風雲,席捲歐洲,雖然最後失敗,但仍不失為一代英雄人物。」

自19世紀以來飽受列強侵略的中國人,實在是太渴望中國能夠重返世界舞台。而希特勒的富國強兵之路,不只擺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協約國加諸在德國身上的各種恥辱,還讓德意志與奧地利的日耳曼人重新走到了一起。所以那個年代的中國人不分左右,都希望能夠把「德國經驗」複製到自己的國家來。

不只是蔣中正,其實就連後來成為希特勒死敵的邱吉爾、羅斯福還有甘迺迪父子,都曾經對納粹德國有所期待。當然隨著德國與日本結成同盟國,還有後來希特勒在歐洲挑起侵略戰爭,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放棄了一切對納粹主義的幻想。

抗戰時的中華民國,非旦不是納粹德國的幫兇,還曾經參與過猶太人的營救工作。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今天,前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仍深受以色列肯定的原因。蔣中正為了結束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亦曾出錢資助德國國防軍內部的反納粹勢力推翻希特勒。

甚至在1944年6月的諾曼第登陸中,21名派往英國受訓的中華民國海軍學員還跟著皇家海軍一起反攻歐洲。所以去過度解讀蔣中正與希特勒有多麼友好的關係,或者早期國民政府如何崇拜納粹,其實是毫無意義而且也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國民黨與歐洲的極右派的關係,要等到大陸淪陷以後才真正被建立起來。

團結在反共的大旗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產主義的浪潮席捲全球,迫使美國與中華民國等反共國家,不得不仰賴前軸心國戰犯協助來遏止赤禍。岸信介等大批被關押在巢鴨監獄的日本右翼戰犯被釋放,成為美國穩定東北亞局勢的夥伴。南韓的大韓民國國軍,則清一色是由戰時服役於關東軍或者滿洲國軍的前朝鮮籍日本兵組成。

若看過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並且對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先生的事蹟有所瞭解者,就知道隨政府遷來台灣的情治及治安機構當中亦有不少戰時服役於汪精衛政權或者滿洲國軍警的幹部。這些二戰時在日軍指揮下從事反共鬥爭的法西斯份子,成為了美國與中華民國手中效率最高的「反共人才」。

「反共鐵人」外號的谷正綱,在冷戰時代為了打擊蘇聯與中共,曾經大力結交歐洲極右派人士。(作者提供)
「反共鐵人」外號的谷正綱,在冷戰時代為了打擊蘇聯與中共,曾經大力結交歐洲極右派人士。(作者提供)

當1954年,蔣中正委派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谷正綱與因為支持東條英機發動太平洋戰爭,而一度被盟軍宣判為甲級戰犯的笹川良一,還有戰時服役與滿洲國軍隊,後來成為大韓民國總統的朴正熙商量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的時候,民進黨可是連影子都看不到。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做為一個抵禦共黨赤化的組織,深獲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杜勒斯(Allen Dulles)支持,很快就發展到了菲律賓、泰國、南越以及寮國等東南亞國家。與蔣經國先生關係友好的中央情報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Ray S. Cline),在幕後控制這個組織的一切發展。

與二戰時的戰略佈局一樣,冷戰時的美國仍採取「歐洲第一」的政策,希望讓歐亞大陸上的反共勢力連成一線,同時摧毀中共與蘇聯兩大敵人。如果在台北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是亞洲反共勢力的代表,那麼以西德慕尼黑的「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Anti-Bolshevist Bloc of Nations)就是歐洲反共的象徵。

而且在那個還沒有「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的時代,國土為蘇聯侵占的東歐民眾就在「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之號召下,拿起武器與紅色暴政對抗。其中最可歌可泣的故事,來自於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

僅獲得美英少量支援的「森林兄弟」,與武裝、訓練還有人數都佔壓倒性優勢的蘇聯紅軍一路對抗到了1953年。他們的故事,完全可以與50年代在東南沿海及滇緬邊區的反共救國軍相提並論。相信在那個年代的台灣,「森林兄弟」的故事也曾得到政府的宣傳,以激勵復興基地軍民的反共士氣。

1950年,在立陶宛抵抗蘇聯紅軍的反共鬥士森林兄弟,想必他們英勇的事蹟在當年的台灣曾經為國民黨用來鼓舞復興基地的軍心士氣。然而當時許多人可能不知道,許多的森林兄弟也是二戰時的納粹軍官。
1950年,在立陶宛抵抗蘇聯紅軍的反共鬥士森林兄弟,想必他們英勇的事蹟在當年的台灣曾經為國民黨用來鼓舞復興基地的軍心士氣。然而當時許多人可能不知道,許多的森林兄弟也是二戰時的納粹軍官。

然而在這些反共宣傳之下,卻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森林兄弟」的不少成員是二戰時參加過武裝親衛隊的拉脫維亞、立陶宛或愛沙尼亞軍人。「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成員,除出自波羅的海三小國者外,還有從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或者華沙公約組織國家逃出來的反共人士。

他們當中,固然有許多是單純反對共產主義,渴望民主的自由鬥士,但二戰時與納粹德國狼狽為奸,迫害猶太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法西斯人士卻也所在多有。而當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與「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依據克萊恩的建議,整合為同一個組織的時候,國民黨與這些歐洲的右派份子才得以水乳交融起來。

國民黨與歐洲右派的合作

痛失大陸故土的蔣中正,雖然曾經領導中華民國與盟國合作戰勝法西斯侵略者,但是在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共產主義集團成為了他眼中唯一的敵人。為了消滅眼前的頭號敵人,他願意與所有的魔鬼合作,包括過去曾經試圖征服中華民國的日本右派與歐洲納粹份子。

2014年3月,正當普丁手下的俄羅斯大軍依據所謂「公投結果」,浩浩蕩蕩開著戰車進入克里米亞的時候,許多台灣的泛藍陣營支持者從同樣強調「大一統情節」的中華民族主義,居然為俄軍公然侵犯烏克蘭主權的行為大聲叫好,只因為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同為斯拉夫民族,不該搞分裂。

而讀過由陶希聖執筆,以蔣中正大名出版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者,就知道史達林用了與普丁一樣的手段讓外蒙古脫離中華民國獨立。平常喜歡強調國仇家恨的泛藍支持者,就這樣遺忘了過去俄國人加諸在自己頭上的奇恥大辱。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忘記了烏克蘭人曾經一段與國民黨合作「反共抗俄」的歷史。

原來從1955年開始,來自烏克蘭的「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領袖史特茨柯(Yaroslav Stetsko)就每年都出席在台北舉辦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大會。他甚至參訪了位於復興崗的政治幹部學校,提供自己二戰期間在東線戰場上的反共經驗。

烏克蘭極右翼領袖史特茨柯,在二戰期間曾支持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計劃,但是卻因為強烈的反共反蘇色彩,在戰後曾經訪問過台灣,甚至參觀過復興崗的政治幹部學校。
烏克蘭極右翼領袖史特茨柯,在二戰期間曾支持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計劃,但是卻因為強烈的反共反蘇色彩,在戰後曾經訪問過台灣,甚至參觀過復興崗的政治幹部學校。

生於1912年的史特茨柯,於二戰期間出任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的領袖,是著名的班德拉主義者(Bandera-lism)。史特茨柯主張烏克蘭脫離蘇聯獨立,不只反共反俄,還大力支持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計劃。

他所帶領的「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更是充滿著不同背景的歐洲法西斯主義者。有與史特茨柯一樣的巴德拉主義者、被狄托的南斯拉夫人民軍趕出故土的克羅埃西亞烏斯塔沙(Ustaša)份子、戰時與納粹合作的斯洛伐克人民黨(Slovak People's Party)黨員以及其他的反共、反猶主義者。

到了1967年,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與「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合併,正式更名為世界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中國國民黨也因為與這些歐洲極右翼組織關係密切的緣故,正式被西方左派記者視為「納粹同路人」看待。

參加世界反共聯盟的歐洲右翼當中,最具爭議的是西奧多·奧本蘭德(Theodor Oberländer),他早年參加過衝鋒隊(Sturmabteilung),並在德國與蘇聯瓜分波蘭之後,大力支持當地的種族清洗政策。德軍揮師進攻蘇聯之後,奧本蘭德成為國防軍情報機構「阿勃維爾」(Abwehr)的政治顧問。

奧本蘭德在烏克蘭戰場上,指導隸屬於「阿勃維爾」的布蘭登堡部隊(Brandenburger)夜鶯營(Nachtigall Battalion)壓制蘇聯游擊隊,發揮「政工」的作用。也就是在他的策劃下,夜鶯營對烏克蘭利維夫(Lviv)的猶太居民犯下了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

可是二戰結束後,一度為美軍俘虜的奧本蘭德卻因為對蘇聯還有東歐的豐富知識而被釋放。回到西德以後,他加入自民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並成為巴伐利亞州的議員。接著他又在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指派下,進入聯邦政府主管西德的戰爭難民相關業務。

利用出任聯邦政府被驅逐者、難民和戰爭受害者部(Federal Ministry of Displaced Persons, Refugees and War Victims)第二任部長的機會,他因為接濟了許多流亡海外的納粹戰犯,被視為德國的新納粹之父。靠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部長的身份,他加入世界反共聯盟並成為谷正綱在歐洲的合作夥伴。

世界反共聯盟不僅在亞洲與歐洲反共,後來還成為中央情報局在東南亞以及拉丁美洲反共的白手套。而他們能夠快速把關係發展到拉丁美洲的原因,靠的也是二戰結束後潛逃到當地的納粹戰犯。某種程度上,中華民國能與許多中南美洲國家維持邦交到今天,靠的也是這層關係。

參加過突出部之役的武裝親衛隊將領奧托·斯科爾茲內(Otto Skorzeny),曾協助高達600名的納粹戰犯逃往拉丁美洲國家。曾擔任包括以色列在內,多個中東國家軍事顧問,並協助西班牙政府平定分離主義勢力的斯科爾茲內,也是世界反共聯盟的忠實會員。

二戰時許多烏克蘭人因為反對蘇聯的佔領,加入了納粹黨第14武裝親衛隊擲彈兵師,投入與紅軍的戰鬥。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戰後成為中華民國的反共友人。
二戰時許多烏克蘭人因為反對蘇聯的佔領,加入了納粹黨第14武裝親衛隊擲彈兵師,投入與紅軍的戰鬥。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戰後成為中華民國的反共友人。

缺席的反納粹教育

進入60年代以後,伴隨著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與反越戰運動(Anti-War Movement)的興起,新左派運動如星星之火般的在歐美國家燃燒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因為1969年的「珍寶島之役」,擺脫了過往「蘇聯馬前卒」的形象,以民族主義者之姿重新站上世界舞台,聲望如日中天。

而中共地位的水漲船高,意味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受到更多的孤立。為了與自詡「進步」、「多元」、「開放」並支持中共的新左派對抗,台灣唯一的選擇就是透過世界反共聯盟強化與歐亞兩地的極右翼保守勢力合作。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反納粹教育無法有效在「自由中國」的土地上扎根。

回顧整個50年代到80年代,與蔣家父子走最近者的歐洲與亞洲友人不是前納粹黨人就是軍國主義者。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從日本專程趕來台灣聲援政府的民間團體也是極右翼的「皇誠會」。在反共優先的戰略目標下,關於日本侵略中國以及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內容長期在台灣的教科書內被淡化。

不過因為中日斷交的關係,政府從70年代開始推動反日教育,並拍攝包括《英烈千秋》、《八百壯士》與《筧橋英烈傳》等愛國電影,教訓忘恩負義的日本政府並鞏固民眾的向心力。而比起殖民台灣與侵略大陸,給兩岸人民留下刻骨銘心印象的日本,發生在歐洲的猶太人大屠殺顯然是「天高皇帝遠」的事情。

為了維繫與歐洲極右派的關係,國民黨對納粹暴行僅採取「點到為止」的教育立場。70年代不只是台灣外交最風雨飄搖的歲月,也是「黨外運動」最風起雲湧,不斷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代。於是過去納粹所鼓吹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與反共主義又再度成為國民黨抵禦內外挑戰的思想武器。

英國古典戰略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與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的作品,藉由國防計畫局編譯室主任鈕先鍾老師的翻譯被大量引進台灣。古德林(Heinz Guderian)、隆美爾(Erwin Rommel)與曼斯坦(Erich von Manstein)成為台灣軍事迷家喻戶曉的英雄。

長年接受「百年國恥」教育的台灣人,猛然發現中國與德國有太多「同病相憐」的驚人之處。中國在鴉片戰爭後成為「東亞病夫」,德國同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迫割地賠款,遭遇到來自列強的巨大羞辱。納粹德國與70年代的中華民國同樣強調「反共優先」,而且也都是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

更重要的,是那些二戰時與納粹德國並肩作戰的東歐小國民族主義者同樣是《雅爾達密約》(Yalta Treaty)的受害者。這項密約,象徵著以美國還有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國家不只無力抵抗蘇聯,還時常出賣反對共產主義的弱小盟友。

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以及蔣中正委員長在二戰期間聯合蘇聯、中共優先抵抗軸心國的政策,也經由鈕先鍾老師翻譯的富勒與李德哈特作品在台灣得到了檢討。這讓越來越多台灣的戰略家與軍事迷認定,如果美國、英國、中華民國選擇利用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反對蘇聯以及中共,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的冷戰了。

大陸的淪陷、韓戰的爆發以及南越淪亡之後,大量越南難民「投奔怒海」的慘況,更是讓亞洲人徹底體會到共產主義殘酷的程度不下於國家社會主義。所以包括鈕先鍾老師等學者,都嚴重質疑英美兩國在二戰末期「徹底摧毀德國軍事力量」政策的必要性。

而弱小的台灣要想抵抗共產主義,更是必須要重新貫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理念來抵禦中共的滲透。1938年德奧合併的歷史,除滿足部份老一輩外省人「反攻大陸」的缺憾外,也被國民黨人運用來推廣「大一統」思想,壓制尚處於萌芽狀態的台獨運動。

2014年1月23日,時任副總統的吳敦義出席世盟成立60周年大會,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是理事長饒穎奇。(作者提供)
早期的世盟有強烈的法西斯色彩,但是因為是聯合國外圍機構的關係,為台灣提供了參與國際舞台的難得機會。由於世盟的誕生與韓戰反共義士來台有脫離不了的關係,這個機構中共到今天都還沒有顏面去掌握。民進黨與世界各保守主義政黨的關係,也沒有國民黨來得密切,所以到今天世盟還是一個深藍色彩很強的團體。雖然在立場上,世盟早就已經不反共了。(作者提供)

冷戰結束後的世盟

世界反共聯盟的任務性質,從1978年鄧小平上台並宣告「改革開放」之後開始有了巨大的突變。美國與中共的建交,讓以台北為根據地的世界反共聯盟不得再以北京為主要對手,轉而必須支援中央情報局在歐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和蘇聯的鬥爭。

緊接著於1985年上台執政的戈巴契夫,也在蘇聯境內大幅推動經濟與政治改革。大陸與俄羅斯的「去共產主義化」,讓自由世界難以繼續依靠「反共主義」來與北京、莫斯科進行思想上的鬥爭。所以從90年代開始,美國放棄「反共」口號,改以推行自由民主來「和平演變」全球的獨裁政權。

由於打得是自由民主的旗號,凡是實施威權或者獨裁體制的政權都是「和平演變」的目標,無論這個政權是否推行共產主義。於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世界反共聯盟於1990年7月通過正名決議,將名稱變更為世界自由民主聯盟(World Leagu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幸運的是,此時此刻的國民黨政府已經順應世界潮流解除戒嚴,並廢止了黨禁、報禁,使中華民國逐漸向正常化民主國家的道路上邁進。由威權國家轉化為民主國家後的中華民國,還有由「剛性政黨」轉化為「柔性政黨」的中國國民黨也更有持續領導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的正當性。

緊接著,歐洲陸續傳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崩潰以及華沙公約組織解散的消息。隨著長年遭受蘇聯侵佔的東歐及中亞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將共產主義拋棄到歷史熔爐的歐洲人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歐洲聯盟的誕生與擴大,也讓「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這種推廣極右翼民族主義的團體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到了1996年,這個集結了班德拉主義者與烏斯塔沙份子的組織跟著蘇聯一起走入歷史。歐洲人民的反共鬥爭是結束了,但是中共、北韓、越南以及寮國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依舊存在。既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沒有跟著華沙公約國組織一起消失,那麼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就還有延續的必要。

從台灣的角度出發,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的前身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本來就是為了紀念韓戰後來台的14,000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即我們所認知的「反共義士」而成立。這個組織從一開始就與台灣有密切關係,而且還是聯合國的外圍機構。

中共自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來,始終沒有從台灣手中奪走在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的「中國代表」地位。一來這個組織奠基於一段目的是羞辱中共的歷史,北京方面參加有政治上的顧慮。二來則是兩岸關係在進入90年代以後有所緩和,大陸沒有必要在所有國際場合中對台灣趕盡殺絕。

等到2000年台灣成功完成「政黨輪替」的轉型之後,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做為中華民國政府參加聯合國活動的團體,仍舊被牢牢掌握於老一代國民黨人的手中。一般人可能認為,國防部、外交部以及陸委會是缺乏專業領域人才的民進黨最難駕馭的部會,可實際上世界自由民主聯盟更是讓綠營政客不得其門而入。

而隨著藍綠統獨之爭的日益惡化,還有國共關係在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後的大幅改善,由前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擔任理事長的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也出現了「質變」。長年來與中共勢不兩立的世界自由民主聯盟,開始頻繁對中國大陸進行「友好訪問」,成為推動「國共合作」的急先鋒。

2014年1月23日,時任副總統的吳敦義出席世盟成立60周年大會,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是理事長饒穎奇。(作者提供)
2014年1月23日,時任副總統的吳敦義出席世盟成立60周年大會,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是理事長饒穎奇。(作者提供)

極右翼團體的質變

講得更確切一點,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不只對民進黨緊關大門,就連徹底轉型為民主政黨後的中國國民黨,對其也不再有100%的影響力。被視為連戰、王金平人馬的世盟理事長饒穎奇,在馬英九執政的時代更是不給政府面子,時常造訪對岸的「常客」之一。

所以世界自由民主聯盟自連戰訪問大陸以來,除每年1月23日舉辦慶祝「世界自由日」的大會活動向「反共義士」致敬之外,不再有任何與中共政權對立的行動。甚至就連向中國大陸推銷其招牌上的「自由民主」四個字,似乎也顯得毫無必要了。

2016年11月11日,時任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理事長的饒穎奇,甚至在北京出席「紀念孫中山先生150週年誕辰紀念大會」時,與詹春柏、許水德、郁慕明等國民黨還有新黨大老一起站起來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畫面傳回台灣,引起社會上的巨大爭議。

何以過去強調反共的組織,現在會成為「聯共」的急先鋒?除了民進黨政府高喊「轉型正義」口號,行打壓異己之實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共在經歷4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出現了大幅「右傾化」的現象。尤其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大陸更是全面拋棄共產主義,揮舞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旗。

對岸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讓這些過往接受國民黨「大中國主義」教育的深藍人士感覺相比起主張分離主義的民進黨政府,懷抱「大一統」思維的中國共產黨更像是自己的同胞。中國人民解放軍日益精良的軍事力量,益實現了他們幼年時代渴望中華民族「富國強兵」的理念。

今日許多定居台灣的深藍人士,看待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就如同1938年到1939年,居住在萊茵河非武裝區、奧地利還有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人看待德意志國防軍一樣,將之視為來自「父祖之國」的軍隊。解放軍不只將給中華民族帶來「大一統」,還將打破列強國家加諸在中國人身上的「百年國恥」。

換言之,解放軍對台灣統派而言不再只是過去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而是真正屬於自己中華民族的「子弟兵」,完全取代了1989年以前中華民國國軍在他們心中的地位。畢竟對他們而言,國軍早就已經完成了「軍隊國家化」,是屬於「台灣人」的軍隊,不再只是中國國民黨的軍隊了。

更嚴重的,則是民主化的到來讓中國國民黨也不再被這些深藍人士視為自己的「黨」了。尤其是李登輝與馬英九這兩任國民黨籍的總統,不斷為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道歉的行為,更是讓深藍族群感到自己被出賣,從而更加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

至於向大陸推廣自由民主,他們完全沒有興趣,因為深藍族群已經習慣了兩蔣時代威權統治下帶來的穩定秩序。「自由民主」這四個字看在他們眼中,只是「美日帝國主義」試圖顛覆「中國政府」,破壞國家穩定發展秩序的「陰謀」。在擁護中共一黨專制方面,台灣深藍人士往往展現出比大陸同胞更強烈的狂熱。

畢竟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經先後失去了兩次的執政權。對於一般台灣老百姓而言,這是民主政治下的常態,但是對於深藍還有深綠人士而言,每次的選舉卻都不只是「換政府」,而且還是「換國家」。所以讓強而有力的政黨維持永久執政,其實更符合深藍族群求穩定的心態,無論這個政黨是納粹黨還是共產黨。

經過了民主化與「政黨輪替」之後,我們必須肯定中國國民黨已經真正轉型為民主政黨了。至少領導中國國民黨的高層精英們,今日早就已經沒有人信仰納粹主義。馬英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時,更是多次發表言論讚揚河鳳山與錢秀玲等反抗納粹德國的中國人。

然而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訴求,還是讓許多底層深藍支持者,尤其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以及中華愛國同心會的成員對國家社會主義情有獨鍾。所以在深藍保守陣營舉辦的許多造勢場合中,我們都能看到有人揮舞納粹旗幟。當然納粹旗幟與希特勒肖像,亦時常出現在民進黨的活動與廣告之中。

民進黨對日本殖民台灣的肯定,還有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結盟的事實,讓許多獨派人士分擔了統派人士對希特勒的崇拜。有趣的是,希特勒一統歐洲的野心或許滿足了統派人士的雄心壯志,但是他強烈的反共信仰卻也成為了今日許多獨派人士「對抗中國」的精神武裝。

在藍綠統獨都各自出現「新納粹」擁護者,且中國大陸又越來越「民族主義化」的今天,國民黨相較於共產黨與民進黨而言,反而成為了兩岸三大政黨中最信奉民主、自由與多元價值的一個。儘管面對「右傾化」的共產黨與民進黨,我們又很難否認國民黨可能是造成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歐洲的新納粹們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台灣不再負有支持歐洲人民反蘇反共的任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與過往的納粹朋友們切斷了聯繫。整個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都是歐洲整合與北約東擴最高峰的時代,強調民族主義與反對移民的極右派成為社會邊緣人,自然不再是台灣拉攏的對象。

國民黨與老納粹們的「失聯」,也讓台灣的藍綠支持者們遺忘了這段世界自由民主聯盟援助歐洲反共的過去。可是由於對歷史的無知,日本「暴走族」流行文化的影響,外加藍綠政治人物的操弄,懸掛納粹旗幟的風氣在台灣社會還是相當盛行。

無論來自以色列、德國還是其他歐美國家如何抗議,似乎都沒有辦法降低台灣人對納粹的莫名崇拜。有趣的是,雖然國民黨與老納粹們已經斷絕往來,但是發生在深藍支持者身上的一些事情,今日卻也發生在許多歐洲的極右翼甚至「新納粹」份子的身上。

如同過去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反對中共,今日卻轉變立場支持中共一樣,過去以「反共抗俄」為主要論述的歐洲右派們,近年來也開始出現擁護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聲音。比方說法國極右翼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黨魁勒龐(Jean-Marie Le Pen),就以普丁的支持者自居。

過去極度反共,並且貶低斯拉夫人的歐美白人至上主義者跑去支持俄國,看在經歷過冷戰時代的人眼中,可能就跟今天台灣深藍跑去揮舞五星紅旗一樣的奇怪。然而如果我們把思緒拉回到21世紀,就知道歐洲極右派跑去支持俄羅斯其實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情了。

首先蘇聯已經解體,今日的俄羅斯聯邦在某種意義上傳承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俄羅斯帝國。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俄羅斯帝國,可是被法國等西歐國家視為維護歐羅巴傳統文化價值的「歐洲憲兵」看待,只因為俄國可以阻止土耳其人的勢力「侵犯歐洲」。

其次則是普丁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共一樣,強調的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俄國強烈「排他性」的移民政策,外加普丁總統為了維護國家秩序採取的霹靂手段,無一不為這些往日的希特勒崇拜者所欣賞。顯然在他們看來,今日歐洲「失序」的責任來自於西歐各國政府的手段不夠強硬。

當然就跟台灣的極右派當中,有親中共的深藍與反中共的深綠一樣,歐洲「新納粹」亦有親俄的西歐與反俄的東歐之分。比方說烏克蘭的新納粹,因為國家直接遭到俄羅斯侵略的原因,就不可能對普丁有任何好話。此種台灣與歐洲的相似性,其實也十分值得對二戰與當代政治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們好好關注。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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