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持續不斷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於中國的超大規模體量，我們純粹內政的行為，也會產生巨大的外部性效應。這些都使得我們過去對於世界的認知模式遭遇嚴重挑戰，無法真正意義上地理解自身與世界。倘若始終無法獲得「林肯論辯」式的認知與理解方式，中國將無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訴求，即便是外部世界發起談判的請求，也可能會被中國視為圍堵而遭拒斥。
可以說，此時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場「精神解放」運動，而不僅僅是一場啟蒙。這裡的所謂啟蒙，是指在蒙昧的狀態下開眼看世界；所謂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變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啟蒙可能帶來大量的資訊，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幫助我們去理解這些資訊的意義為何。因為，任何資訊，都只有在特定的認知框架下才會呈現出其意義，沒有脫離開認知框架存在的赤裸資訊；同樣的資訊，在不同的認知框架下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所謂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構我們的認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無法簡單地通過另一次啟蒙來完成的，因為這很難突破觀念論的結構，只不過會讓我們落入新一階的將民族理解為緻密體的誤區。「林肯論辯」的意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浮現出來，它有兩重意涵：第一，我們需要有歷史政治觀上的轉變，對世界秩序進行全新的理解與實踐；第二，中國需要在精神層面上進入不斷自我解放的過程，它可以通過林肯論辯的方式進行。新的歷史政治觀在此論辯中浮現出來。
視野進一步打開的話，可以說，在世界層面上也需要開展國際交涉的「林肯論辯」。歐洲歷史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啟示。二戰前歐陸的民族主義都是觀念論的歷史政治觀，它們都指向特殊主義的、割裂普遍空間的世界秩序想像，這些緻密體之間的理念關係是「命運對決」，無法進入「林肯論辯」。二戰後的歐洲統一進程，終於超越了那種特殊主義的秩序觀，歐洲內部的安全問題不再成其為問題，於是一種「林肯論辯」的過程在歐洲框架下展開了——從早期舒曼、莫內關於歐共體的聲辯，科爾關於德國統一的應急設計，到德斯坦領導的歐洲憲法討論，再到近年哈貝馬斯對歐盟的警示演說，林林總總。經貿過程走上了與政治過程合一的進程。這段歷史可能是未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某種小規模預演。
至此，我們的討論進入到一種基於普遍視角的世界歷史哲學，中國的自我意識要在這個層次下再獲審視。通過認識論意義上的「林肯論辯」，形成新的歷史政治觀，是全球化的歷史實踐，是某種意義上無從避免的宿命。一如塞涅卡所說：「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相關報導： 拆解歐巴馬與川普 成功擄獲人心的演講技巧：《說理I+II》選摘（4） ｜ 更多文章 ）
就世界秩序而言，還有著超越於歐洲乃至西方之上的更深一層的普遍性，這就需要「林肯論辯」在幾個世界歷史民族之間繼續展開。它將重構這些世界歷史主體的自我意識，世界秩序最終進入一種去主體的主體間性的進程之中。這樣一種論辯，將是對中國的全球歷史意識的發現過程，會促成中國的精神解放。它既要在中國內部來展開，也要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來展開，這裡涉及的不僅是中國發現自己的全球歷史意識的問題，也涉及美國的全球歷史意識的重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