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也只有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這個民族內部的自我立法和自我治理，才有可能最終完成。
基於對這樣一種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國必將自己的現代轉型最終落實為憲制，在制度層面上將自己的內政秩序與國際秩序聯立起來，從而在實力、理想、制度三個層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義轉型。這個過程會進一步推動人類普遍憲制的展開過程。中國的憲制不可能通過一次簡單的立憲活動而實現，因為其內涵遠超一部簡單的憲法典。它必須能夠結構性地反映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反映中國作為世界之全息縮影的現實；將中國複雜多樣的現實統合在統一的法權秩序當中，既承認超大規模國家內部地方主義的正當性，又不導向國家的分裂；在技術上使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日常政治既能有效運作，又不至於喪失對人民的代表性；對於中國的悠久歷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都能吸收並表達在憲制的理想當中。
對這個憲制不能做法典化的理解，而需要做歷史性的理解，但它又必須呈現為法典化的形式。
這樣才有可能讓前述所有這些彼此之間經常有著巨大張力的要素，都在這個自由憲制中獲得其表達；才能將前文反覆討論的世界政治與國家政治當中的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之間的張力給出恰當的安頓，讓中國與世界的共同演化過程，通過該憲制作為制度性介面，而獲得恰當的表達。
一旦獲得對這些意義的理解，中國的視界中將會展開一片前所未有的時空天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不斷努力克服自己的內在失衡的歷史。這種失衡在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都深刻地存在著；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內在失衡以及世界的失衡，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中國內部的困境，必須在全球秩序重構的框架下，通過中國的世界主義化才能夠化解；中國的外部困境，也必須通過中國對自我意識的重新表達來獲得突破。中國的失衡需要通過一個憲制過程來馴化，世界的失衡同樣需要在一個普遍憲制過程中被馴化。
現代政治在其初起之際是以意識形態為其正當性基石的。意識形態直接塑造著人們對於世界的想像，一種觀念的而非實踐的政治理念便被建立了起來。它的極端表現，是用「觀念」取代過去的「宗教」，將政治再綁架進入一種「倫理—官僚世界」，形成一種對於民族的緻密體認識，這在現代呈現為韋伯所痛恨的「理性的鐵籠」。兩次世界大戰的源起，與這種觀念對政治的綁架有著深刻關聯。今天，在去政治化的世界，將再一次面臨被觀念所綁架的危險。在一個因為各種世界層面的失衡與挑戰而被打開的「林肯論辯」的過程中，異化了的「倫理—官僚世界」將再次獲得機會形成自我突破，真正進入到「政治世界」；而中國本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突破自己的歷史，進入到「政治世界」。
咨諸中國的歷史，我們發現其在若干輪的大循環中，內在地包含著一個自由的展開過程。中國的古代歷史便是這種自由的現實展開過程，但它到古代後期卻走向了自己的悖反，以至於無法兌現自己的軸心文明對於人性與尊嚴的承諾，從而內在地籲求著外部力量的到來。到了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通過各種形式的互動乃至互構，而朝向自由法權，經歷了艱難的轉型歷程。今天，實現了經濟崛起的中國，已經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響著世界法權。雖然從長線看，「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從中短線看，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將在深刻的意義上，決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
歸根結柢，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歷史民族，決定了，世界的自由將以中國的自由為前提。
＊作者施展為中國大陸知名青年歷史學者，曾發表專著《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時評文章數十篇散見於諸多刊物、媒體。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樞紐：縱覽歷史3000年，探索當代世界的中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