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生於一九五四年，以當年流行的詞彙來說，他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這句話意味每個人、每件事都重新開始，就連中國，現在也成了「新中國」。舊社會有階級：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現在在共產主義紅旗下，人人平等。
在現實生活中，高華與其他數以千萬計的人一樣，屬於一種新階級：一種有政治問題的賤民階級。高華的父親曾是替共產黨工作的敵後地下電台作業員。20照理說，高華應該因此像習近平一樣是「紅二代」，或是擁有「紅色血統」的人。但事實上，共產黨對於曾經投入地下工作的理想主義人士有種近乎病態的懷疑。這類人士幾乎都因與國民黨同謀而遭迫害，理由是根據共產黨詭詐、多疑的心態，這些地下工作者若是不通敵，又怎能生存？共產黨喜歡用的，是那些遠離前線、躲在延安向毛澤東卑躬屈膝的人。就這樣，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傾運動中，高華的父親淪為鬥爭目標。他被貼上右派標籤，下獄關了幾年。時年兩三歲的高華就曾伴著母親，乘巴士長途跋涉赴監探父。時逢大饑荒，人人都餓著肚子，高華一家人的日子更不好過。
一九六三年，高華考進南京外語學院，但因共產黨人所謂「階級背景」而遭學校拒收。後來他雖進了一所普通學校，但他父親的問題仍然不時被人提出來，老師們也因此不讓他與其他學生往來。三年後文革爆發，高華無意間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他若留下來很可能被活活打死。他父親後來逃離南京，躲到幾百公里外的山東省親戚處避難。沒隔多久，高華看到住家附近牆壁上貼了許多緝捕他父親的告示。
高華逐漸長大，開始將他的家族悲劇與二十年前那場「延安整風運動」連在一起。他曾在毛澤東選集裡走馬看花式地讀過這場運動。不久文革爆發，學校與市政府高官紛紛落馬，指控人寫了許多材料，說這些高官曾在延安鬥爭會上招供犯罪。當年只有十幾歲的高華搞不懂這許多事，但他可以感覺到延安整風的血腥暴力。他幼稚的心靈隱約察覺，吞噬他人生的暴力關鍵就在於這場整風。他本能地發現，延安這場暴力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原罪，它使共產黨扭曲變形，使共產黨非得透過暴力與高壓手段才能運行。
他目睹的殘酷血腥令人髮指。其中一件事的恐怖回憶尤其讓他揮之不去。他有兩個同學是對兄妹，與他們的父母住在間殘破的小屋裡。兩兄妹的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不能工作，他們的母親是普通女工，一家人窮困潦倒，而且經常遭人辱罵。一天，這位母親終於忍無可忍，撕毀了一幅毛像，還大罵毛澤東。她被捕處死。學校裡每個人，包括高華、她的兩個孩子與她的丈夫，都被迫站在路邊，看著那位母親戴著手銬腳鐐押赴刑場。高華日後反諷地寫道：「這就是所謂『接受教育』」。 （相關報導： 躺平．儒道互補：《遠路不須愁日暮》選摘（1） ｜ 更多文章 ）
家成為高華的避難所。他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只能整天看書。他的母親早已是驚弓之鳥，把家裡大多數書籍燒了，但他從火堆中搶救了幾本書，包括楊絳翻譯的十八世紀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Gil Blas)，范文瀾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詩選》(Selected Poems)，還有一本《唐詩三百首》。日後在回憶幼年生活時，高華寫道：「這些書給了我許多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處一簇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