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葦之歌》導演吳秀菁說，她拍慰安婦晚年的故事，想要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對你人生造成很大傷害的人不認錯，你要怎麼辦？」
正如這期《經濟學人》的〈亞洲的二戰鬼魂〉專題報導中指出的，在東亞，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在微觀意義上，無論是小到個人的生活細節還是大到國家間的外交關係，7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依然塑造著人們的世界觀，左右著該地區的政治，也讓亡靈難以安息。
對慰安婦尤其是如此，她們是大東亞共榮的必需品，卻在整個偽善體制中成為最底層的恥辱，這種傷痛將她們牢牢綁住、注定難以逃脫。導演吳秀菁問提出一個問題，《蘆葦之歌》片中的阿嬤最長三年，最短則有一年，是待在慰安所的，「她的人生最長活到八、九十歲，那是一年的經歷，那麼長的其他時間裡，是誰使她受傷的？」
如果「國族」或「民族」有任何價值的話，那應該是個人受苦時，他或她足以找到避難所，不管這個避難所是形而上的，還是純物質的；然而，相對於韓國，台灣慰安婦阿嬤漫長的苦難歲月中，多數是孤單的面對個人的傷痛恥辱，一直到婦援會等人權團體開始奔走，慰安婦議題開始受到些微的關注，慰安婦阿嬤的個人苦難，才有了集體的意義；然而，這個集體還是人權上的，慰安婦的傷痛，和台灣主體的故事，某種程度一直是扞格難入的。
這牽動到台灣受日本殖民的特殊性，就如學者荊子馨在《成為日本人》一書中所說，「日本帝國在崩潰之際缺乏去殖民化過程這一歷史事實，讓日本與台灣雙方未能就彼此之間的特殊殖民關係以及日本整體的殖民遺緒，進行面對面的陳述與抗辯。」甚而，「日本殖民者突然留下的權力真空，並不是由台灣人填補，而是由來自中國大陸的部隊接手，這些大陸人的貪污腐敗醞釀出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深層憤恨，繼而讓台灣人重新建構和重新想像了他們與日本之間的殖民關係。」
如果說，中國藉著仇日來塑造中國人的認同；相反的，在台灣，對日本的想像成為重要分界線，是台灣認同分裂的主因，課綱爭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分歧如此之大，「日據」或「日治」完全找不到妥協點，然而，從台灣的角度是「日治」，從中華民國的角度是「日據」，在價值上確實難分高下。
慰安婦問題則有些不同，她們不但因國族間壓迫受到傷害，同時也因為身為女性而成為被劇烈剝削的性客體；作為基本人權，最高原則是法國在德雷福事件中，抗爭者所援引的，「侵犯一個人的權利，就是侵犯所有人的權利」；然而，除了人權角度外，慰安婦阿嬤也是台灣人，她們除了和韓國等國家的受害者團結抗爭外，有沒有可能得到她們同胞的一點點聲援或同情。漢娜鄂蘭從不將國族無限上綱，但是她說過，在對抗納粹時，「我一定是以猶大人的身分戰鬥」，空有普世人權卻沒有國家的保護，其實是被貶到「裸命」的處境，個人只能憑藉一己的肉身，手無寸鐵的在世界種種體制下倖存。 （相關報導： 專訪蘆葦之歌導演：「只要有一個日本人看到，便能知道那些被掩蓋的暴力與傷痛」 ｜ 更多文章 ）
也因此，這次課綱爭議中，最令人遺憾的是，慰安婦議題竟然成為戰場，在爭執被迫與否的過程中，被傷害最深的也許不是慰安婦阿嬤，而是台灣的主體性；她們的生命故事如何和台灣的集體認同結合，這不只是關乎她們個人，其實也關乎台灣有沒有可能建立起開闊而且民主平等的台灣認同，否則，我們的台灣認同也不過是受殖民遺緒左右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