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賢專欄:金庸與韋小寶精神

2018-11-10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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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說,韋小寶本人其實有很強的理想主義,但奈何身處當時政治環境,令他必須要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和理想。就如金庸一樣。(資料照,新華社)

作者說,韋小寶本人其實有很強的理想主義,但奈何身處當時政治環境,令他必須要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和理想。就如金庸一樣。(資料照,新華社)

韋小寶的左右逢源反映香港人「身在曹營心在漢」,卻在曹營當中好食好住。金庸並不相信民主,反而期盼明君治世,出山救國救港。他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儒教知識分子。

一代文壇泰斗、香港《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金庸)先生逝世,享壽九十四歲,其武俠小說作品風靡華人圈,陪伴不少人成長。筆者在學期間,就讀過他所寫的不少小說,如《神鵰俠侶》、《射鵰英雄傳》等,其中《鹿鼎記》是十四部金庸作品最令我印象深刻、最有共鳴的一部。

六七暴動後,《鹿鼎記》問世連載

《鹿鼎記》是金庸最後一部作品,小說主角韋小寶在江湖上左右逢源,不單結交了七個老婆,更在天地會陳近南與康熙皇帝之間周旋,最後因為不欲再捲入江湖漩渦,隱姓埋名過著逍遙日子。相比起其他武俠小說都在寫英雄故事和民族大義,《鹿鼎記》與韋小寶就完全不是那回事,韋小寶的個人特質更是香港現實的投射,凸顯這部小說的政治一面。

金庸在一九六九年至七二年期間,在《明報》連載《鹿鼎記》,連載時期的韋小寶並不如今日連續劇之下那樣討好,表面上仍談到一點江湖道義,但更像一個想盡辦法求生存,在天地會和滿清政權中間游走的小流氓。金庸筆下的典型武林英雄多具有高尚情操,善惡分明,謹守道德原則,但韋小寶賴以生存的絕學,並不是什麼絕世武功(他是唯一一個金庸小說主角不懂任何武功),而是活用小計在危急關頭逃生,並藉到處結交遊俠行走江湖,遇到不少危機都化險為夷。

相比起郭靖、令狐沖這些英雄人物,韋小寶既無絕學,亦無高尚品格,但他可以憑一己之力,在兇險中的江湖掙扎求存,最後全身而退,可算是一眾金庸人物當中下場較好的一位。

《鹿鼎記》見報之時,正值六八年六七暴動剛結束,香港元氣恢復之時,但文化大革命仍在激烈進行,不少中國大陸人民逃到香港暫避劫難。同時冷戰形勢亦使香港夾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狹縫當中,不少偷渡、走私的勾當在底蘊裡進行,紅色資本家霍英東就是依靠中港兩地的走私生意發跡,既對當時遭資本主義陣營封鎖的中國做貢獻,亦為自己累積更大財富。

蔣經國與鄧小平的座上客

韋小寶左右逢源,其實某程度反映香港人的「身在曹營心在漢」,卻在曹營當中好食好住,謀求發展和安居的經歷。韋小寶本身雖然遊走各大門派,講義氣但不講忠誠,就像香港人一樣,在籌款節目和災難發生時都會積極捐款,但不會對英國或中國談忠誠,做生意也是「吃四方飯」,不會只望住單一市場維生。

蔣經國(圖/維基百科)
金庸封筆之後,因為反對文革的旗幟鮮明立場,獲邀到台灣訪問,並與蔣經國會面,獲任命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資料照,維基百科)

金庸封筆之後,除了繼續辦報外,更開始投身政治。七三年,左報《大公報》記者出身的他,因為反對文革的旗幟鮮明立場,獲邀到台灣訪問,並與蔣經國會面,獲任命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後來金庸小說也隨即在台灣獲得解禁。不過在文革結束,鄧小平重新上台後,再次點燃金庸對中共的希望。

八一年金庸獲邀訪問北京,並與鄧小平會面,成為鄧小平上台之後,第一名單獨會見的香港人。席間鄧小平就把手上的香菸送給金庸,令其對這次會面經驗大感興奮,認為開明派的力量正在主導共產黨政權。這讓他更為積極介入政治,連《明報》社評也積極擁護這條開明路線。

金庸後來獲委任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同時出任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證明中方對其極為信任。金庸亦希望可以融合保守與進步的派別,擬出一份各方都接受的政制方案,因此,他與另一位草委成員查濟民共同推出「雙查方案」。前《明報》副總編輯、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曾為文提到,金庸極度重視與北京的友好關係,因此推動雙查方案背後原因是金庸以為自己得到可靠的北京消息,方案所推動的選舉人團方式符合北京利益,並會獲得北京首肯通過。

雙查方案一出,令不少民主派失望,惹來他們猛力批評;金庸則多次透過《明報》社評為方案護航,更說出媒體為老闆私器,大大損害當時《明報》在知識分子當中的公信力。雙查方案後來確實為北京所採納,成為《基本法》的政制方案框架,適用到今天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但「公投」決定未來應否有普選此部分就不獲採納。

反映一個時代的儒教知識分子

到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金庸憤而辭去草委職務,退出政壇。後來他又在九○年代到訪北京與江澤民會面,獲委任為全國人大常委香港籌委會委員,成為他最後一個政治身分。

韋小寶本人其實有很強的理想主義,但奈何身處當時政治環境,令他必須要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和理想。就如金庸一樣,他本人並不相信民主,反而期盼如康熙那般的明君治世,出山救國救港。金庸一世成就甚高,但政治方面確實是過分保守。不能以「投共」、「反共」的標籤來分類他,他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的儒教知識分子。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刋《新新聞》1653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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