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的左右逢源反映香港人「身在曹營心在漢」，卻在曹營當中好食好住。金庸並不相信民主，反而期盼明君治世，出山救國救港。他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儒教知識分子。
一代文壇泰斗、香港《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金庸）先生逝世，享壽九十四歲，其武俠小說作品風靡華人圈，陪伴不少人成長。筆者在學期間，就讀過他所寫的不少小說，如《神鵰俠侶》、《射鵰英雄傳》等，其中《鹿鼎記》是十四部金庸作品最令我印象深刻、最有共鳴的一部。
六七暴動後，《鹿鼎記》問世連載
《鹿鼎記》是金庸最後一部作品，小說主角韋小寶在江湖上左右逢源，不單結交了七個老婆，更在天地會陳近南與康熙皇帝之間周旋，最後因為不欲再捲入江湖漩渦，隱姓埋名過著逍遙日子。相比起其他武俠小說都在寫英雄故事和民族大義，《鹿鼎記》與韋小寶就完全不是那回事，韋小寶的個人特質更是香港現實的投射，凸顯這部小說的政治一面。
金庸在一九六九年至七二年期間，在《明報》連載《鹿鼎記》，連載時期的韋小寶並不如今日連續劇之下那樣討好，表面上仍談到一點江湖道義，但更像一個想盡辦法求生存，在天地會和滿清政權中間游走的小流氓。金庸筆下的典型武林英雄多具有高尚情操，善惡分明，謹守道德原則，但韋小寶賴以生存的絕學，並不是什麼絕世武功（他是唯一一個金庸小說主角不懂任何武功），而是活用小計在危急關頭逃生，並藉到處結交遊俠行走江湖，遇到不少危機都化險為夷。
相比起郭靖、令狐沖這些英雄人物，韋小寶既無絕學，亦無高尚品格，但他可以憑一己之力，在兇險中的江湖掙扎求存，最後全身而退，可算是一眾金庸人物當中下場較好的一位。
《鹿鼎記》見報之時，正值六八年六七暴動剛結束，香港元氣恢復之時，但文化大革命仍在激烈進行，不少中國大陸人民逃到香港暫避劫難。同時冷戰形勢亦使香港夾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狹縫當中，不少偷渡、走私的勾當在底蘊裡進行，紅色資本家霍英東就是依靠中港兩地的走私生意發跡，既對當時遭資本主義陣營封鎖的中國做貢獻，亦為自己累積更大財富。
蔣經國與鄧小平的座上客
韋小寶左右逢源，其實某程度反映香港人的「身在曹營心在漢」，卻在曹營當中好食好住，謀求發展和安居的經歷。韋小寶本身雖然遊走各大門派，講義氣但不講忠誠，就像香港人一樣，在籌款節目和災難發生時都會積極捐款，但不會對英國或中國談忠誠，做生意也是「吃四方飯」，不會只望住單一市場維生。
金庸封筆之後，除了繼續辦報外，更開始投身政治。七三年，左報《大公報》記者出身的他，因為反對文革的旗幟鮮明立場，獲邀到台灣訪問，並與蔣經國會面，獲任命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後來金庸小說也隨即在台灣獲得解禁。不過在文革結束，鄧小平重新上台後，再次點燃金庸對中共的希望。 （相關報導： 六神磊磊專文：我再也沒有後臺了─難過的是沒有好好告別 ｜ 更多文章 ）
八一年金庸獲邀訪問北京，並與鄧小平會面，成為鄧小平上台之後，第一名單獨會見的香港人。席間鄧小平就把手上的香菸送給金庸，令其對這次會面經驗大感興奮，認為開明派的力量正在主導共產黨政權。這讓他更為積極介入政治，連《明報》社評也積極擁護這條開明路線。
